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的消费政策
所谓扩大内需政策,就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拓宽国际市场.培育消费热点,以拉动经济的增长.简言之,就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必须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正确的消费政策.
一、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消费的政策,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1、就业形势依然严重,城镇居民收入逐步提高
扩大就业是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是拉动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前提。2002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他指出,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2003年两会期间,国家新一届领导人为了缓解就业问题,提出了今年新增800万就业岗位的目标,并且出台了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鼓励服务型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税收优惠政策。各地政府也因地制宜,出台了一些相关配套措施,来解决此问题。然而,
由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相对滞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明显下降,导致我国城镇失业率急剧上升,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4.2%。据有关部门对59个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分析表明,目前每个求职者面临的岗位是0.65个,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相对促进就业而言,政府在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方面所采取的其他措施效果更为明显,除了连续两次大幅度给公务员增加工资之外,有关部门还多次上调了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在企业经济效益长时期没有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措施的出台对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统计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5年的4283元上升至2002年7703元,增长了近八成。2003上半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达到了4301元,同比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
2、农民收入增势缓慢
增加农民收入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开拓农村市场的基础。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上届和本届政府都作出了不懈努力。主要措施包括:实行粮食保护价政策稳定农民收入大头,增大农田水利、改造农村电网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引导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切实保护农民务工合法权益,做好被征地农民补偿和就业安置工作等。
应当说,这些措施起得了一些实效。以税费改革试点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 6.8 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 2002
年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为 78.7 元,比上年减少 12.5 元,下降 13.7%,税费负担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 3.2%
。由于税费负担下降,直接拉动农民收入增长 0.5 个百分点。
然而,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一项测算,如果将城镇居民享受的各项福利考虑进去,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大概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五分之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当前农业的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然而,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从国际经验看,轻纺工业高速发展时期是吸纳农村人口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当年,我国轻纺工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之时,政府却在“离土不离乡”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搞乡镇企业,错过了城市发展的大好时机。由于农村始终保持了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无法形成,最终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与工业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断层,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3、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低收入阶层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是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重点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由1998年的96亿元上升至2002年的1362亿元,年均增长了94.1%;我国全部城镇和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由1998年的184.1万人上升至2002年的2060万人,平均每年新增469万人。然而,由于我国社保体系建立时间较晚,历史上欠帐较多。到去年年底,全国也还只有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内蒙古、辽宁、黑龙江、重庆、贵州、海南等14个省区市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多数省区市的社保基金都还存在着资金缺口。与此同时,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中结构失衡现象明显,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失业和贫困人口有增无减,也成为社保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障碍。
从目前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非常艰巨。统计表明,2002年末,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820万人。要让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实现脱贫,我们就必须在农村建立相关的保障体系,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扶贫担保基金和扶贫贴息基金等。
4、整顿市场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
历史上,我国部分地区经济秩序较为混乱,假冒伪劣泛滥,坑蒙拐骗猖獗,商业欺诈横行,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抑制人们的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意愿。2001年4月开始,国务院先后统一部署了联合打假、整顿文化市场、严厉打击传销、整顿建筑市场、强化税收征管、集贸市场专项整治、加油站专项整治、旅游市场打假打非等8个专项斗争。2002年,中央又部署开展了整治集贸市场和加油站经营秩序、旅游市场打假打非等3个专项,并取得初步成效。2003年4月14日至15日,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在京召开。2003年会议具体部署了当年六项工作重点。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市场秩序有所改善。
但是,总体上看,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当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依然突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任务仍很艰巨。今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还需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指导思想,一边开展专项整治,一边根据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建章立制,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加强法制建设,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逐步消除以往工作中出现的“反复抓,抓反复”等现象。
5、消费信贷政策作用明显
目前,城市居民消费已开始向住房、汽车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而这次消费升级与80年代的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升级相比,级差要大得多,因而积累期也要长得多,于是就出现了市场需求断层的现象。从国际经验看,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发展消费信贷。
我国的消费信贷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在1997年,我国消费信贷总规模还不到200亿,到2001年年底则已达到6990亿元,增长了约40倍。至2003年一季度末,我国消费信贷余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8909亿元,个人汽车贷款余额为1350亿元,助学贷款余额为55.9亿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商业银行也在不断地推出个人消费贷款新品种,先后开办了个人质押贷款、汽车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个人小额短期信用贷款、助学贷款等多个业务品种,满足了客户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毫无疑问,消费信贷对促进汽车和房地产业市场的活跃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如此,如果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发现,我国消费信贷实际上仍然还存在着较大发展空间。目前,西方国家消费信贷在整个信贷额度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20%~40%之间,个别甚至高达60%,而我国的比重大约只为10%。
不过,受一些因素影响,我国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酝酿着一些潜在风险,比如,房地产的发展就过分地依赖了银行资金的支持。今后,我们在继续大力推进消费信贷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对此加以适当防范。
从上述对各主要消费政策的评估结果看,
历史上的政策失误和不到位是消费低迷的重要成因。从目前情况看,在政策措施的持续作用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开始出现启动迹象,住房、汽车、旅游、通讯等相关的消费热点正在形成之中,但消费要形成一个全国性高潮还有待时日。要看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城市家庭主要进入10000至100000元的购买阶段,而农村家庭则要进入1000至10000元的购买阶段。前者主要是从普通耐用消费品向住房、汽车和信息产品等大宗和高档耐用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文化娱乐等个人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档次提升,而后者则是从生活必需品向中低档耐用消费品的方向发展。从当前的情况看,城镇居民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新的消费升级准备阶段,还难以形成全局性的扩张。特别是随着消费升级层次的提升,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档次也越来越高,购买力积累和消费等待的过程也就更长。如住房消费、私人汽车消费,都需要一定时间的收入积累。比较而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则需要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门槛。这就凸现了提高农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当前在扩大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体制障碍
1、在扩大消费方面现存的三大问题
(1)消费率偏低,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亟待增强。
据有关资料,与国外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偏低,“八五”、“九五”时期平均消费率分别为58.7%、59.4%,最近10年平均只有59%多一点,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已超过78%。尽管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也存在一些统计差异,但总的看,我国消费率还是偏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2)消费需求增势缓慢,与投资增长出现背离
回顾过去,在1998和1999两年,投资和消费增速尚且基本持平,直到2000年,当时的投资和消费增幅之差也只有0.5个百分点。此后,两者差距逐渐拉大,到2002年高达7.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处于12年来的最高点,而消费增长则为3年来的最低点。从支出法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完全依靠投资“单轮驱动”了。
(3)在消费总量不足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存在失衡问题。
目前,我国城乡、地区和不同收入者之间的消费水平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一方面是越来越少的人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资产,却没有多少消费欲望;另一方面是农村、西部地区和城乡低收入者状况始终没能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消费需求增长。据统计,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长期以来保持下降趋势,“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时期分别为64%、58.7%、50.6%和47.8%。近年来,城乡消费差距仍然较大。2000年、2001年,农村人口分别为城镇人口的1.76倍和1.65倍,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则只分别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47.5%、32.8%。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不仅比较低,而且呈相对下降趋势。即使同为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差距也在扩大。
2、在扩大消费方面现存三大体制障碍
除了前面提到经济结构和政策方面的制约因素之外,影响当前我国消费增长的还有一些体制方面的障碍。
(1)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消费呈现“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
这些年来,尽管从增长速度看,我国的消费增长波动幅度不大。然而,从结构上看,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与80年代由老三大件、新三大件带起的全社会性消费热潮相比,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消费热潮只有由少数人所推动。在这种格局下,城镇中低收入阶层介入很少,而农民则几乎与之绝缘。
上述消费格局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导致贫富日趋分化严重:一些私营企业主一方面获得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却又不承担正常纳税义务,更不给员工交纳各种社会保险;一些上市公司老总在企业长期亏损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发高薪,成了“穷庙中的富方丈”;一些政府官员将权力与资本互连一体,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巨额收入;一些垄断型企业,利用自己在卖方市场中所处的有利地位,随意调价获取暴利…。与此同时,农民利益和城镇弱群体利益却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相反,他们利益受到无端侵害的事件却时有发生。有人因此戏称,当前的消费是“精英阶层的消费”。对大多数人而言,尽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但受收入制约,却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短缺经济时期,国家为防止需求膨胀而出台的一些抑制消费的政策措施至今没有得到清理。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社会总供给长期小于总需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消费需求尤其是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政策。现在,尽管消费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商品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消费的主体已经从集团转向了个人,但在各种因素尤其是有关部门利益的影响下,这些过时了的政策依然挥之不去。拿轿车来说,在短缺时代,轿车要花外汇进口,因而为控制集团购买,推出了占车价10%的车辆购置附加费和3%—8%的消费税。如今轿车产量飙升,个人购车又占轿车销售的半壁江山,这些老政策无疑在个人消费者面前筑起了一道高高的门槛。再看住房,北京市房价平均每平方米高达6375元,这一“天价”直逼纽约、东京。其原因在于,房价构成中40%是政府的地价税费,而且是将70年地价一次性打入。其他的(如超计划用电增加收费、空调增容费等)直接限制个人消费需求的老政策也依然被保持下来。这一切对有关商品(尤其是商品房)的消费及其行业的健康发展都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3)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目前我国还存在部分行政垄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消费。
从成因上看,市场垄断分两种:一是竞争式垄断,二是行政式垄断。前者主要是依靠竞争实力在市场中占据了较大份额之后才形成垄断,在其形成过程中对消费的发展往往会起到较大推动作用。后者不是依靠市场竞争,而是依靠行政手段排斥其他行业进入者获得的垄断地位,不论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还是形成之后,给消费发展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的垄断主要是行政性垄断,如电信业、自来水公司、热力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民用航空、铁路运输、公共交通等,这些行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一不依靠技术创新,二不依靠资本投入。他们往往既是生产经营者,又是该行业的行业管理者,提供给市场的是恶劣的服务、过高的价格、低下的效率,给消费者带来的则是极大的伤害。比如,电信部门一直以3分钟作为市话计次收费单位,这与按秒收费相比,每年在全国用户头上多收了一个不小的数字。然而,面对社会各界对这种不合理收费的抨击,居于垄断地位的电信部门却可以始终按兵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