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不重视原文而出现的笑话或者不好的影响的例子？辩论赛，我们是正方“文学翻译需要忠实原文。”

林语堂，鲁迅
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坛，同时期的两位大家鲁迅和林语堂，却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南辕北辙、相去甚远。林语堂指责“以佶屈聱牙之文以飨读者”为不明译者对读者的责任，而鲁迅也对“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觉得十分可笑。那么为什么曾有过两次“相得”，共同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曾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辩论中立场相同的两个人，竟在译学这一领域针锋相对呢？他们的不同在何处？应如何看待？其实对翻译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在西方，翻译理论经过了漫长的传统阶段后，学派林立，高潮迭起。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跨学科的蓬勃发展，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理论更是从各方面突破重围，令人耳目一新。德国功能派学者Hans Vermere 为翻译理论找到了一个第一准则：文本目的。在这一理论下，“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1] 目的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90 年代，翻译更是在各种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文化转向，像Lefevere和Bassnett 等学者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2] 把翻译与权力、思想意识、制度等联系起来，触动了翻译的政治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译者的主体地位也随着作者的死去开始彰显，克服了其边缘文化的地位，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译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抉择与创作。
总之，这种百家争鸣的状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促使我们从各种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现象。本文从这些新的观点出发，对鲁迅和林语堂的翻译观点做出大概考察与比较，并探寻促使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目的因素、文化因素及个人因素。

一、鲁迅、林语堂翻译理论与实践比较
1.文本的选择。在文本选择上，鲁迅在前期并未超出梁启超规定的范畴，仍是囿于科学小说、政治小说。从1909 年《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本着用文艺改造社会的希望，抛开一般人所关注的强势文化，更多地引进弱小国家，像俄国、波兰、捷克等国家的作品。其后期作品更是通过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翻译了《毁灭》、《铁流》、《静静的顿河》等革命文学作品。
而在比他略晚一些的林语堂这里，翻译的样式却有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林语堂致力于打造一个通俗世界。一方面，他将西方的幽默引入中国文化，在他所创办的《论语》杂志上，荟萃了莎士比亚的《人生七记》、尼采的《市场的苍蝇》、法国民间故事《尼姑》等许多英、法、美式的讽刺。另一方面，他又将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献，以通俗化、大众化的策略介绍给了西方。“他从译文的预期功能出发，将原文结构抛开，采取他认为得体的必要的变通手段”[3] 并加上自己对孔子、老子、庄子的理解，把《论语》、《道德经》译成了他的《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如果说鲁迅选择的是文本的战斗精神，那么林语堂选择的便是文化和审美。
2.关于忠实。1909 年以前，鲁迅的翻译未能摆脱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的影响，大刀阔斧地对原作进行删节、改译、添加。1909 年的《域外小说集·序言》里，鲁迅提出了“直译”的观点，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丰富与发展，形成了其特有的风格。
首先，最突出的就是“宁信而不顺”，即使是文学翻译，也应直译，要保存原作的风姿。所以鲁迅先生是主张异化，反对归化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4] 他的译本是要读者费一费心思，用牙来嚼一嚼文字的。另外，不仅在内容上，在形式上原文的特点也要保留，即所谓的语法欧化和用词欧化。鲁迅旨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比如，他自己举例子：“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西山”，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5]
林语堂在他的《论翻译》里也提出了“忠、顺、美”三条标准。但忠实的程度在他这里却有不小的灵活性。他提出了忠实四义：（1）忠实不是字字对译，是句译，以该句的“总意象”为基准下笔，而非字义。（2）绝对忠实之不可能。（3）忠实不仅求达意，还须传神，即忠实原文言外之意。（4）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即讲求归化，按照中国人的行文心理翻译。这也就是其“顺”的含义。此外，林语堂还要追求美，风格与内容的美，要求译文能引起读者如临其境的审美冲动。在这种原则下，林语堂允许了语言的游离。换句话说，林语堂的“忠”在“顺”与“美”的调节下，已经柔韧异常，张力很大了。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给了译者很大的自由。而鲁迅则要求在两方面均以“信”为最高准则。二人的观点针尖对麦芒，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