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皇帝除朱元璋和朱棣外都这么傻？

有啊虽说后来没有什么圣君但明君还是有的如明思宗崇祯皇帝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堂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事物都是正常的。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皇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要在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朝“有君而无臣”。思宗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而且，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催化剂。 其中，他的自信和有为可以表现在他对魏忠贤的处理上。 神明白运”是明末松江名士夏允彝对思宗在处理这件事上的评价。稍后的史学家如谈迁等人，也对思宗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稳重、魄力，赞叹不已。但是，他的政治才能却如昙花般一现而过。在接替兄长皇位，他能很快地进入角色，顺利地排除一切影响，不动声色地除去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是思宗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 但是，他的多疑和刚愎，也在对待袁崇焕的事件中显露无余。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去了魏忠贤显然让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这样，他的自信就慢慢变成了自负，进而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他一方面成为明朝最勤政的帝王之一；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象。其中错杀袁崇焕更是愚蠢之极。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由于是南方人，思宗私下称他为“蛮子”。袁崇焕的才能体现在军事方面，即使是在他被杀之前的一段时间，思宗仍认为“守辽非蛮子不可”。袁崇焕“不爱钱，不怕死”，决定了他必然深受士兵们的拥戴，他的军队也由此成为明末最有作战力的军队。崇祯即位，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信任可见一斑。但仅仅过3年，袁崇焕便在北京的西市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史学界对袁崇焕之死有多种解释，如“五年平辽”的夸夸其谈、擅杀毛文龙、党争的后遗症、皇太极的反间计等，这些都是袁崇焕致死的重要原因。但是最终要了袁崇焕命的还是思宗的决定。仅仅3年前，对比3年前的平台召见、君臣面晤、赐尚方宝剑，真是天壤之别。其间的变化，真可以说明崇祯对袁崇焕由信任到怀疑态度转变。 其实，皇太极的反间计很简单，无非就是效仿了《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故事，让俘虏来的宦官杨某偷听到“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纵杨某逃脱。明眼人稍加思考，即能明了。但此事正发生在后金军队逼近京城的敏感时刻，杨某回宫对思宗一汇报，袁崇焕就麻烦了。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令将袁崇还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还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便无人可以收拾。因此，当崇祯三年农民起义声势明显壮大后，明王朝从此便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但是，思宗好像从来都不会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在此之后，他又密令孙传庭在崇祯十五年（1642）杀死了李自成的同乡贺人龙——一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颇为悍勇的将领。据说，贺人龙被杀后，农民起义军酌酒相庆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可见，思宗的多疑、擅杀，真是在自毁长城！！ 而他的燥苛则明显的表现在他驭下极严上。 孟子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国与役处。就是说，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思宗正是这么一个人。思宗对于大臣的严峻、刻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帝王，他总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陋习。陕宗嗣在给思宗的奏疏中批评思宗“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一个过分苛求的帝王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后代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是“有君无臣”。其实，崇祯朝被杀的大臣是最多的。在一个频繁更迭和滥杀大臣的朝代里，又有谁敢有什么动作呢？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有所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折里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心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而思宗最终也落得众叛亲离。 弘治(明孝宗) 弘治为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相对于公元1488年至1505年，前后共十八年 明孝宗朱佑樘，宪宗第三子，成化六(1470年)七月三日生，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八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贤君。他即位后，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又淘汰传奉官2000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240余人；佛子、国师等780人，被追回诰敕印仗，遣归本土。并调整内阁班底，罢免了不学无术、依附权要的阁臣万安、尹直等人。 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漙、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和伦文叙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天顺以来，30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孝宗对臣下宽厚平和。早朝的时候，孝宗亲御奉天门，大臣们言事，要从左右廊庑入门内面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仪，孝宗从不问罪，奏本中有错字也不纠问，经筵讲官失仪，他还宽慰数词，不使其慌恐。有一年冬天，孝宗夜晚坐在宫内，觉得天气寒冷，就问左右内臣:现在官员有在外办事回家在路途的吗?左右回答说:有。他又说:“如此凛冽且昏黑，倘廉贫之吏，归途无灯火为导，奈何?”遂传下圣旨，命今后遇在京官员夜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令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也确属不易了。 孝宗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卢思慎，曾对朝鲜的国王说:“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居丧期间)，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