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文学的认识

　　众所周知，从古希腊到现在，西方的文学演变，虽然各民族、各国之间有区别;但其发展过程及趋向大体上是一致的。它们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各种现实主义等发展阶段。但不论是哪个时代，流派如何演变，作品怎样复杂，一切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归根结底都不能摆脱如下的范畴: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社会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自身的矛盾斗争。病、死、友谊、爱情、战争、孤独、而在主题上不外乎是生、老、寂寞等等。但无论如何千变万化，仔细辨认一下唱的都是同一个曲子，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变，不同时代的作家似乎虽是在唱老曲子，用的却是新的调子和新的唱法。在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文学的演变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变史。所不同的是，文学史是以文学作品反映人类对事物认识的演变过程。每个时代的作品毫无例外地反映了该时代人们对宇宙，对社会，对个人的认识深度。就以人类对人本身的认识来说，在文学作品里就能找到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中世纪时期，对人的认识是:人是有罪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代替了“神”。启蒙运动时期，人在求得解放后，发扬并强调了人的理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人的感情面也开始苏醒，最后终于在浪漫派时期爆发出来。表面看来，启蒙和浪漫时期的主张似乎是相斥的，但实际上从整体观念看，都是互相作了补充的。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时期着重刻划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探索客观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而到二十世纪的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开始进行自我认识，追求自我价值、这个新倾向与信息时代的来临是密切相关的。这不仅是由于个人的作用通过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而显得格外重要，同时对制造精密的“人功智能”，探索人的内心活动、人的思维规律，也是带有时代性的课题。这不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同样会追随时代的脉搏在他们的作品里涉及到这个方面。这里有自觉和不自觉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尽管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可以同属一个时代，同样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的演变都具有规律性。但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一种新思潮，某种新倾向却远不如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那样容易被人理解，得到承认。这原因也许是在子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属自然现象本身的奥秘，而且可以通过实验手段予以论证。而文学艺术所涉及的不仅是对事物的认识，同时又包含有审美等观念，简而言之，文学艺术要受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制约。因而，从历史上看，每当一个新潮流，新倾向一开始出现往往要遭到怀疑，非议甚至排斥，总要经历一段时期后才能为社会所接纳。法国文学史上的《欧那尼》演出的情景，美术史上1874年法国无名氏画家的画展所遭到的命运都是最好的说明。虽然我们今天讲到法国文学和美术时，谁都会承认雨果所代表的沫国浪漫派文学以及法国印象派绘画对后世的文学和美术发展所起的巨大影响作用。但在当时，看到并承认它们价值的却是少数。

　　同样，当今，确立于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其差异更是十分明显，突出的一点是产生的艺术效果截然不同，传统文学唤起的往往是“同情”或“共鸣”，而现代派文学唤起的却更多的是“思考”。

　　之所以引起这样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当代作家所经历的快速变化的现实生活是过去任何时代的作家所不曾体验过的。当今人类在天体演化，生命起源，基本粒子方面的研究成果动摇了旧的科技体系结构。新的科学部门，例如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现代人的视野二方面可伸展向一百亿光年的广裹无边的宇宙，另一方面却又细小到十万亿分之一厘米的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人类知识综合的阶段已经开始。处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作家他观察现实，分析现实的方法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不可能仍然停留在旧的体系中，他必须使用与现代世界相适应的扩展性的、多层次的、深层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现实。而当他再进一步要表现出他们观察到的现实时，他又必须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艺术方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文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每个流派的产生都是出于上述的道理。作家也不例外，就以福楼拜为例，他的《包法利夫人》原稿约为三千六百多页，但最后却删去了九分之八。原因何在?我们知道，福楼拜是敬佩巴尔扎克的，他赞扬巴尔扎克透彻地了解他的时代，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巴尔扎克所熟悉的社会己经开始瓦解，因而他主张该“唱唱别的歌了”。[2]于是福楼拜提出了小说是生活的科学形式的论点。于是他抛弃了过去传统文学那种对事物外观细致入微的描绘，而以解剖学家的锐利目光力求最科学地观察事物内在的矛盾，然后以高度概括，简洁的形式对现实生活作出本质的反映，《包法利夫人》就是这样由三千六百多页变成四百页的。马克思女儿艾琳娜不但把《包法利夫人》译成了英文在伦敦出版，而且她在译本的导言里对这部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种奇妙的观察与分析的力量，这种结合了科学论文而具有得意的形式，这种作者人格完全隐藏的情况，以及所有人物的现实性。“这一切在帝国当时是新颖的。”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圣佩甫也说，从《包法利夫_人》可看出“一些新的文学的标志:科学，观察的精神，成熟，力量……。”而左拉更把《包法利夫人》看成是“新的艺术法典”。由此可见，一个文学家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的认识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艺术上也就会相应地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承认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话，对于这种情况，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那么，现代派文学究竟与传统文学区别何在呢?就以小说来说，传统文学多少有合情合理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如果是一部剧本，戏剧矛盾冲突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诗歌除了情感和想象外，还需要有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同样在绘画和雕刻领域里必需要有逼真的形象。而音乐没有旋、律是不可想象的。但在现代派的文学艺术里却是另一个样:·小说里的情节逐渐减弱，传统的人物形象开始模糊。事物表象的描绘愈来愈被抛弃，时空观念被任意颠倒，象征、比喻、寓意的手法在新的意义上被广泛使用。在美术领域里，线条，色彩和形体不再仅仅用于逼真的形象塑造，而是用来直接表达情绪和感受。形象转向.“变形”，三度空间变成六度。在音符里旋律不再是作品的生命，不协和弦的应用推翻了古典和声学的绝对地位，节奏的重要性受到了极端的重视。从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来看，这种变化并非突然产生，而是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逐步形成的。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包法利夫人》在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刻划方面不同于巴尔扎克，也会进一步看出，福楼拜与海明威作品间的巨大区别。左拉曾经指出说，散乱在巴尔扎克巨著中的近代小说的公式，经过提炼，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体现了出来。而海明成的作品又是另一回事，不仅情

　　节简单，语言简洁，作品所着重表达的己开始转向主人公的遭遇所引起的情绪。他的《永别了武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的这种外形上极为简练的创作手法被誉为“白描手法”，很显然白描与浓重的细致的彩色画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至于讲到文学中时空观念的变化，“意识流”作品最能说明这方面的间题。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其中的时空完全是随着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而任意被颠倒。在莫迪亚诺的《暗店街》里，时序是随着主人公对自己过去的追寻不断变化的。在这些作品里时空的颠倒具有立足的现实基础，显得自然而富有层次。说到象征、比喻、寓意的手法，这些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但二十世纪以来，在各种流派的作品里这些手法使用得更为广泛。以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等作品来说，它们不仅表达某一事物，某种思想，某种境况，同时也表达某种非普通语言所能传达的情绪或感受，而且它们愈来愈跟哲学的思考融合在一起。因而，它们往往首先被善于思考的青年人所接受。在西德“卡夫卡式的境遇”一词已经成为用来表达人处于一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压抑境遇的专用词。同样，“等待戈多”已经成为人们用来说明人处于一种茫然存有希望，而希望总不来临的代用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该剧在美国某监狱演出时意外获得成功的道理。至于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其原意是否是这个意思，这无关紧要，因为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恰恰正是读者的“思考”。而单纯的模仿自然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美术领域也一样，以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来说，画里的天堂是炽烈的红绿色，应用的是直线与曲线的对比，突出地表达了人物体验到的恐惧感;而图中的人物却被画家画得没有现实感，只是模模糊糊的雏形。这人体，这景象，这色彩充分表达了画家在孤独苦闷中感到自然界浩瀚无尽而发出的呐喊。这对读者的情绪极富感染力。同样，在音乐的领域里，早在德彪西的作品里就打破了“旋律是音乐生命”的常规，、而且和声不分三和弦，不协和弦可以任意混用，从他的《牧神午后》可以看到，音乐开始脱离注重形式的纯音乐的领域，转而表达一种模模糊糊的气氛，愈到近代，这种倾向就愈强烈。

　　由这些变化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以来.，不仅文学也包括其他艺术，都是在一个与传统文学不同的创作纲领下进行的，那就是“准确描绘不等于真实”。也就是说，统治了几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的文艺创作准则“摹仿自然”开始动摇。法国画家马蒂斯在谈到表现事物的不同方法时，这样说过:“一种是原本原样地去表现它们。另一种则是艺术地把它们传写出来。”这种新的信条，不仅文学、美术、甚至连戏剧表演艺术也受其影响，在布莱希特所提出的“陌生化效果”理论就是一个证明，在他看来，一个演员如若扮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他就应该牢牢记住，他只是在表演李尔王，而绝不能企图使自己变成李尔王。

　　对于这种新的现代派文学，我们不妨就它的某些突出特点略加分析。

　　一、传统文学主要描绘的是外在客观世界，重点是揭示人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主要反映的却是人的内在矛盾，人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精神世界常常以反对现存物质世界的面貌出现，同时表现为追求个人价值以及对自我本质的探索。这类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常常被人们看作是虚无飘渺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些作品里看到的乃是自我分析、自我认识、自我体验等“自我意识”的表现。所谓“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具有其他意识所共有的本质和作用，正如《“自我意识”浅见》[3]一文所说:“自我意识”是“以一个有感觉能思维的自我本身作为认识对象的，是主体对于自己心理，思维以及行动过程、内容，结果所进行的认识、感受和评价。”“自我意识”是在人们的交往中产生的，一个被隔离于人群之外的人是很少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的产生说明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要认识外部世界，也要认识自己，要求认识自己在外部世界中的地位、意义并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作出判断。当社会生活变得复杂时，“每个人所产生的自我分化也就呈出多种状况。它能表现为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的矛盾，现实的我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矛盾，现实的我与历史的我的矛盾，‘小我’与‘大我’，‘自我’与‘非我’的矛盾”[4]等等。人类的这种自觉活动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成正比的，人对自己的生存产生意识，正标志着人类发展之进步，因为这个探索本身是文明人的重要课题，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才可能产生这种意识。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在现代社会要比任何过去时代要强烈的原因。

　　二、传统文学不仅画面广阔，篇幅长，反映的社会面宽，人物众多，涉及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甚至是几个时代。而现代派的文学画面窄，篇幅短，涉及的事变往往是几天，甚至几小时，从内容到形式具有高度概括、综合特点，但作品却揭示了作者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比起传统文学来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但这种简化的形式常常为习惯于传统文学的人贬之为“抽象化”。但我们知道传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象镜子般反映现实世界，它对人及-社会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采用的观察方法，基本属于直观的范畴，因而它所能做到的主要是“描绘”世界。而现代派文学不满足于描绘现实世界的表面矛盾，要求对它进行更深的剖析。它企图以文学的形式，从哲学的高度来探索人生、人的价值、人类发展的前途等等问题，运用的是哲理性的观念，因此，尽管它使用了大量象征、比喻、寓意的手法，还是不能避免“抽象化”的倾向。但这并不能说这是坏事。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列顿[5]在谈到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曾把它分为两个时期，即直觉的时期和推理的时期，如果我们能从中得到启示，以区别传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在认识事物方面所经历的思维阶段之不同，也许是有益的。因为“抽象化”不仅出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整个二十世纪这种抽象化的趋势有不可阻挡之势，物理学也不例外，要想回复到以直观来理解事物已属不可能。法籍华人画家赵无极在访问浙江美术学院时，曾对学生这样说过:“我并不想告诉你们怎样画画，我只想改变你们对艺术的观点，绘画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取决于你怎样观察对象。”画家王乃壮在《抽象与具象》一文中指出:“在完全凭记忆画的作品中，往往具有了最初的抽象因素，因为抽象是具象的高度概括。中国画论中似有此说:‘看山画山不是山，闭门画山便一是山’”。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再者，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最初被看作是抽象的东西，往往日后就会变得实在起来，因为通过抽象，可以产生更进一步的直觉，而新的直觉又会变为进一步抽象的起点。1949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在提到爱因斯坦的成就时说:“抽象往往只是将事物简化的一个途径，而在很多时候，简化的结果会导致一种新的美的产生。”当代的抽象画恐怕最能说明这点，至于文学中的抽象是否有美就不是能一目了然了，但如果它使人产生“思考”，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它并非是虚无。

　　三、人说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是“非理性”的，“荒诞的”。这个观点可能是由于它使用了“变形”、“歪曲”的手段而引起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是否“非理性”的文学必然会引起，“非理性”的后果?事实证明，正好相反，现代派文学的创作依据是“思考”，要达到的日的也正是“思考”。在这里“非理性”、“荒诞”本身成了引起理性思考的手段。关于这点，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理论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荒诞派、黑色幽默这种荒诞不经的艺术手段，可以毫不费力地使读者对作品中发生的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恰恰是布莱希特一生致力于追寻的“陌生化效果”。这在当代已成为极普遍的文学艺术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的意识和感受.较之过去的时代有了复杂的变化，“现代人”对生活的经验和理解以及他们的表现都具有了新的内涵。由于“信息社会”的来临，预示了信息、知识、智力的重要性。当代的文学家必须通过自己的感官、头脑的思考力接受新的知识并将它与自己特有的想象力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与新的生存条件，现代审美意识相适应的，又具有新艺术形式的作品。作家必须要扩大自己的视野，融合众多学科的知识、除哲学、社会学外，还需语言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学、数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从不同角度加深扩大文学探索人生奥秘的领域。

　　另外，文学的创作既离不开语言，也不能没有思维。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人类的语言也在相应发生变化，文学语言也不例外。在当代的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造句法被打破，标点符号任意被取消和混用;句子被无限缩短，或由不合逻辑的联想所组成;词义的转换等等现象。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来看，这些语言现象似乎显得有些荒唐，但在探索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上，就有可能会从与思维有密切关系的语言领域开拓战场。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如何分析观察现实，采用什么艺术形式固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密切相关，同时也跟整个人类的思维发展有关，而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又是和人类的劳动不可分割的。猿脑之所以变成人脑，正是通过劳动和语言完成的，’劳动促使人类发展了各种感觉、劳动需要各种感觉协同活动，需要反映事物的整体。而语言也促使大脑通过词汇对各种感觉材料进行概括，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人类逐步改变自己的认识能力。说得明白些，社会劳动实践是思维发展的动力。原始社会生产水平低，人的抽象概括能力也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能力，分析综合概括能力也逐步提高。就这样，人对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就日益深刻、精确、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因此，在未来的文学研究工作中，不仅新颖的语言学还有思维科学的研究将会起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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