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的由来
历史上，锡伯族是个很少有人知晓、名不见经传的弱小民族，却有20多种不同的称呼和写法。如在西汉末年被称为须卜；东汉以后又被称为鲜卑、西卑、犀纰、胥纰、私比、师比等；北魏、隋、唐、宋时期则被称为室韦、失韦、失围；元代和明代前期被称为失必、失必儿；明朝后期和清代史书中，则把这个民族的族称写成实伯、斜婆、洗白、史伯、西伯、西北、席百、席北、席伯、锡北、锡卜、锡伯等。锡伯二字最早出现在清太祖实录中关于乌拉部克锡纳都督被杀后，其孙“逃往锡伯部绥哈城”的记载，以后陆续见诸于《圣武记》等史籍中。此后的史书中，用锡伯二字的越来越多，辛亥革命以后基本统一使用锡伯二字。但锡伯族家谱中仍有使用西北等字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认定民族成分时，使用了“锡伯”二字，这才有了统一规范的用字。
对于一个民族的名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写法，“锡伯”是本民族的自称，在用汉文译写这一民族名称时，除前述因少数民族受歧视而导致不负责任的随意性之外，还有一个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同音异形问题。
当初这个民族为什么自称“鲜卑”呢？《魏书·序纪》中记载了一个神话传说。相传锡伯族先民拓跋鲜卑，原雄踞大鲜卑山一带，过了67代到成皇帝毛时，已“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又过5代到宣皇帝推寅时，率众“南迁大泽”，即今之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湖地区，此地方圆千余里，是一个湖泊众多的沼泽地带，于是谋划继续向南迁移，但没等执行这一计划，推寅就死了。到了第七代皇帝拓跋邻时，有一位神人进言，说这个地方荒凉而又偏远，不适合建都城，应该继续迁徙。这时皇帝邻已年老体衰，无力率众完成迁徙大业，于是将皇位授予儿子诘汾，称圣武皇帝，并命其率众南迁。在圣武皇帝诘汾奉命率众南迁过程中，遇到了重重磨难，“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这使诘汾对迁都产生了动摇，正在他想停止前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头“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在前头为迁徙队伍引路。在这神兽的引导下，经过一年的时间才走出了困境，到达了匈奴故地。拓跋部人称这神兽为“鲜卑”兽，将其奉作为本部民众带来吉祥幸福的神兽来崇拜，为感其恩，以示永志不忘，遂将其图形镂铸于金属带钩之上，称为鲜卑部落带，又称神兽带，并将“鲜卑”作为了本部的名称。这是个神话传说，这类神话传说几乎在各个民族的蒙昧时期都有过，今天看来，完全可能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在海拉尔、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等广大地区有许多以“鲜卑”、“室韦”、“锡伯”命名的地名和山河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西迁伊犁的锡伯军民沿途留下了许多以“锡伯”为名的地名。如西迁锡伯军民路过的地方有被后人称为锡伯图、锡伯渡的，图是驻扎的地方，渡是渡河的河口，皆因锡伯人而得名。
锡伯族既不是满族的一支也不与满族同源
锡伯族既不是满族的一支，也不与满族同源 李力（何叶尔氏）（2001年7月）
一一康熙巡视吉林时对锡伯族进行严厉的集体惩罚可为一证
内外蒙古与清争天下的准噶尔部，康熙三次亲征将其平定。 但仍全其部；叛乱首领仰药自杀后，颁诏特赦，并命其子为一等待卫。 在对待有罪大臣的处理上也比前朝明太祖宽厚，如辅政大臣鳌拜，结 党专擅，诛杀异已大臣，直至发展到恃功欺主。“王大臣议鳌拜狱上。 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但康熙以宽大处理之，诏日：“鳌拜愚悖无 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没拘禁。”既 未处以死刑，也未族诛，并于康熙五十二年追赐一等男爵，恢复世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康熙对待锡伯的态度。康熙三十七年。 皇帝驾临吉林乌喇，以“锡伯兵不知法度，不象围猎之兵，风气极坏” 为由，下令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并给了严厉处分。“将锡 伯、卦尔察内补放的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不但如此，还令户 部下文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 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 “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 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配嫁”。而且连寡妇也不放 过，嗣后每年将锡伯女、寡妇，均照此查送”’。（摘自《锡伯族档案 史料》上册143页）这无异是一种灭族政策！
怎么会这样呢，锡伯并没有如准部那样叛乱，威胁到清政权；锡 伯部首领也不象鳌拜之所为，威胁到皇权。所谓“目无法度，纪律不 严”，充其量是一个教育问题，为什么竟至大小官员一体免职，全族 流迁，甚至诛连全族妇女！就康熙其人和他的民族政策来说，不是太 过了吗？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我的看法是，康熙说到底是一位封建皇帝，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 偏见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一一盖视锡伯为异族也。
沈阳市郊区锡伯族聚居村是我的家乡。那里流传一个习俗，即两 家结亲时，如招待不周，就会集体闹席“吃翻桌”’。老一代讲这是老 祖宗留下来的。传说清朝某皇帝一次赐宴锡伯首领，锡伯首领因不满 皇帝对其评价过低，招待也差，借酒醉率领与会锡伯官兵大闹宴席。 把宴会桌踢翻了，皇帝震怒之下将这名首领砍头处死。从此，锡伯族 认为是全族的奇耻大辱，为了世世代代牢记不忘，留下了吃翻桌的习 俗。
依此推测，这一传说，可能就是上述康熙在吉林乌喇对锡伯处罚 事件的演义。某皇帝就是康熙。另外，从其他资料也可以取得旁证。
乾隆二十年初，锡伯原品官员多人同卦尔察许多原品官员一 起，将六十余年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具陈将军兆惠等。兆惠等八人 为民请命，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将民意向乾隆帝做了全面奏。”（摘自贺灵、馋克立著《锡伯族史》）奏文中谈到“……三十七 年，驾临吉林时，以我卦尔察、锡伯等宴中抢饼，不知出猎行军之道， 将卦尔察、锡伯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并将锡伯等迁至盛京等地。 将我卦尔察留于伯都纳。”从这里可以看出，处罚的原因主要是“抢 饼”’。但我想，皇帝安排的宴会，炊饼能不足吗？能不敷分配吗？以 锡伯族的族规，有首领在，属下也不会去抢饼。所以我认为，传说有 一定的可信性，即评功评低了，招待较差，锡伯族首领酒后带头闹席。 康熙在盛怒的情况下，对锡伯族采取过头的、残酷的处分。而兆惠在 给乾隆的报告中，只提抢饼，意在把事态冲淡，以求开脱。再有我家 乡吴扎拉家所藏文物中，有康熙对锡伯族的“御批”。大意是；该部 能骑善射，但酗酒滋事，不宜重用。此“酗酒滋事”，恐怕即指在吉 林宴会上闹事。
因此，可以认为，康熙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赎出，不外想利用 其能骑善射，冲锋在前，为当朝效力。但康熙始终以“奴”’称之，实 际是二等国民，证之因闹事所受的处分，说明锡伯族既不是满族的一 支，也不与满族同源，乃一独立民族。
锡伯族的由来
历史上，锡伯族是个很少有人知晓、名不见经传的弱小民族，却有20多种不同的称呼和写法。如在西汉末年被称为须卜；东汉以后又被称为鲜卑、西卑、犀纰、胥纰、私比、师比等；北魏、隋、唐、宋时期则被称为室韦、失韦、失围；元代和明代前期被称为失必、失必儿；明朝后期和清代史书中，则把这个民族的族称写成实伯、斜婆、洗白、史伯、西伯、西北、席百、席北、席伯、锡北、锡卜、锡伯等。锡伯二字最早出现在清太祖实录中关于乌拉部克锡纳都督被杀后，其孙“逃往锡伯部绥哈城”的记载，以后陆续见诸于《圣武记》等史籍中。此后的史书中，用锡伯二字的越来越多，辛亥革命以后基本统一使用锡伯二字。但锡伯族家谱中仍有使用西北等字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认定民族成分时，使用了“锡伯”二字，这才有了统一规范的用字。
对于一个民族的名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写法，“锡伯”是本民族的自称，在用汉文译写这一民族名称时，除前述因少数民族受歧视而导致不负责任的随意性之外，还有一个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同音异形问题。
当初这个民族为什么自称“鲜卑”呢？《魏书·序纪》中记载了一个神话传说。相传锡伯族先民拓跋鲜卑，原雄踞大鲜卑山一带，过了67代到成皇帝毛时，已“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又过5代到宣皇帝推寅时，率众“南迁大泽”，即今之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湖地区，此地方圆千余里，是一个湖泊众多的沼泽地带，于是谋划继续向南迁移，但没等执行这一计划，推寅就死了。到了第七代皇帝拓跋邻时，有一位神人进言，说这个地方荒凉而又偏远，不适合建都城，应该继续迁徙。这时皇帝邻已年老体衰，无力率众完成迁徙大业，于是将皇位授予儿子诘汾，称圣武皇帝，并命其率众南迁。在圣武皇帝诘汾奉命率众南迁过程中，遇到了重重磨难，“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这使诘汾对迁都产生了动摇，正在他想停止前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头“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在前头为迁徙队伍引路。在这神兽的引导下，经过一年的时间才走出了困境，到达了匈奴故地。拓跋部人称这神兽为“鲜卑”兽，将其奉作为本部民众带来吉祥幸福的神兽来崇拜，为感其恩，以示永志不忘，遂将其图形镂铸于金属带钩之上，称为鲜卑部落带，又称神兽带，并将“鲜卑”作为了本部的名称。这是个神话传说，这类神话传说几乎在各个民族的蒙昧时期都有过，今天看来，完全可能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在海拉尔、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等广大地区有许多以“鲜卑”、“室韦”、“锡伯”命名的地名和山河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西迁伊犁的锡伯军民沿途留下了许多以“锡伯”为名的地名。如西迁锡伯军民路过的地方有被后人称为锡伯图、锡伯渡的，图是驻扎的地方，渡是渡河的河口，皆因锡伯人而得名。
锡伯族既不是满族的一支也不与满族同源
锡伯族既不是满族的一支，也不与满族同源 李力（何叶尔氏）（2001年7月）
一一康熙巡视吉林时对锡伯族进行严厉的集体惩罚可为一证
内外蒙古与清争天下的准噶尔部，康熙三次亲征将其平定。 但仍全其部；叛乱首领仰药自杀后，颁诏特赦，并命其子为一等待卫。 在对待有罪大臣的处理上也比前朝明太祖宽厚，如辅政大臣鳌拜，结 党专擅，诛杀异已大臣，直至发展到恃功欺主。“王大臣议鳌拜狱上。 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但康熙以宽大处理之，诏日：“鳌拜愚悖无 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没拘禁。”既 未处以死刑，也未族诛，并于康熙五十二年追赐一等男爵，恢复世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康熙对待锡伯的态度。康熙三十七年。 皇帝驾临吉林乌喇，以“锡伯兵不知法度，不象围猎之兵，风气极坏” 为由，下令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并给了严厉处分。“将锡 伯、卦尔察内补放的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不但如此，还令户 部下文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 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 “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 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配嫁”。而且连寡妇也不放 过，嗣后每年将锡伯女、寡妇，均照此查送”’。（摘自《锡伯族档案 史料》上册143页）这无异是一种灭族政策！
怎么会这样呢，锡伯并没有如准部那样叛乱，威胁到清政权；锡 伯部首领也不象鳌拜之所为，威胁到皇权。所谓“目无法度，纪律不 严”，充其量是一个教育问题，为什么竟至大小官员一体免职，全族 流迁，甚至诛连全族妇女！就康熙其人和他的民族政策来说，不是太 过了吗？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我的看法是，康熙说到底是一位封建皇帝，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 偏见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一一盖视锡伯为异族也。
沈阳市郊区锡伯族聚居村是我的家乡。那里流传一个习俗，即两 家结亲时，如招待不周，就会集体闹席“吃翻桌”’。老一代讲这是老 祖宗留下来的。传说清朝某皇帝一次赐宴锡伯首领，锡伯首领因不满 皇帝对其评价过低，招待也差，借酒醉率领与会锡伯官兵大闹宴席。 把宴会桌踢翻了，皇帝震怒之下将这名首领砍头处死。从此，锡伯族 认为是全族的奇耻大辱，为了世世代代牢记不忘，留下了吃翻桌的习 俗。
依此推测，这一传说，可能就是上述康熙在吉林乌喇对锡伯处罚 事件的演义。某皇帝就是康熙。另外，从其他资料也可以取得旁证。
乾隆二十年初，锡伯原品官员多人同卦尔察许多原品官员一 起，将六十余年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具陈将军兆惠等。兆惠等八人 为民请命，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将民意向乾隆帝做了全面奏。”（摘自贺灵、馋克立著《锡伯族史》）奏文中谈到“……三十七 年，驾临吉林时，以我卦尔察、锡伯等宴中抢饼，不知出猎行军之道， 将卦尔察、锡伯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并将锡伯等迁至盛京等地。 将我卦尔察留于伯都纳。”从这里可以看出，处罚的原因主要是“抢 饼”’。但我想，皇帝安排的宴会，炊饼能不足吗？能不敷分配吗？以 锡伯族的族规，有首领在，属下也不会去抢饼。所以我认为，传说有 一定的可信性，即评功评低了，招待较差，锡伯族首领酒后带头闹席。 康熙在盛怒的情况下，对锡伯族采取过头的、残酷的处分。而兆惠在 给乾隆的报告中，只提抢饼，意在把事态冲淡，以求开脱。再有我家 乡吴扎拉家所藏文物中，有康熙对锡伯族的“御批”。大意是；该部 能骑善射，但酗酒滋事，不宜重用。此“酗酒滋事”，恐怕即指在吉 林宴会上闹事。
因此，可以认为，康熙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赎出，不外想利用 其能骑善射，冲锋在前，为当朝效力。但康熙始终以“奴”’称之，实 际是二等国民，证之因闹事所受的处分，说明锡伯族既不是满族的一 支，也不与满族同源，乃一独立民族。
关于锡伯族族源问题
德克登额
2008-11-28 18:20
辨别一个民族的族源,除了历史文献之外,还要借助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及民族学等其他学科，这样才是科学的态度。现在一些锡伯人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历史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所以产生了一些不完整的认识也是正常的。
一。从种族上看 众所周知，满族的种族是通古斯人，属于古老的肃慎人的后裔，和鲜卑分属不同的种族。如果说锡伯人是鲜卑的后裔的话，那么锡伯人的种族特征则应与满族不同而与鲜卑的另一分支--蒙古族相同或接近。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根据中国科学院人类遗传学研究所对中国各民族的人类体质遗传学的调查（见《中国的民族》一书中的满族和锡伯两章），我们就可以发现，锡伯人（包括察县和东北等处）的体质特征和满族的体质特征完全相同，而与鲜卑的另支--蒙古族完全不一样，且差别同蒙古族和汉族的差别一样大。另外，日本方面也做过此类的调查，其结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些科学的调查的真实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从遗传学上排除了锡伯人和鲜卑的渊源关系了。（此外，根据考古所挖掘的鲜卑的古墓中的古鲜卑人骨骼中的基因和今天的锡伯人的基因进行分析对比也同样可以作出排除的，例如，前一段时间，北京方面对古契丹人的基因和今达斡尔族的基因进行的比较，证实了今天的达斡尔族乃是古契丹人的后裔）
二。从姓氏上看 鲜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虽然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融合进了汉族之中，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一部分人知道自己的祖先是鲜卑人，而且保留了鲜卑的姓氏。（如大连市的著名书法家于植元教授，他就是真正的鲜卑人的后裔，他的鲜卑原姓是宇文氏）那么，如果说锡伯人若是鲜卑的后裔，他们中必定有鲜卑的姓氏，可是，我们查遍所有东北和新疆两地的锡伯人的姓氏，并未发现一个鲜卑的姓氏。相反的是，锡伯人的五十多个姓氏，都与满族的姓氏相同，在清朝编写的有关于满族姓氏源流的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都能查询到。今天的满族人虽然基本上都使用了汉族的姓氏，但并不是没有规律的改用，而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如谐音等方式）改用的，且很多都知道自己原来的姓氏。如果锡伯人是后来因为被"满化"而改用的姓氏，那么他们中总有人能记得他们以前"真正"的姓氏吧！ 假设锡伯人现在所使用的姓氏是由于被"满化"后改用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如果锡伯人真的曾经被"满化"的话，那么时间应该是被编入满洲八旗之后，在被编入满洲八旗之前他们是绝没有必要改用满洲姓氏的。可是，根据遗留下来的锡伯人的家谱所载，锡伯人在被编入满洲八旗之前的姓氏就已经是和满族一样了。故我们现在无法解释当年被编入满洲八旗之前（即在未有任何外在的压力下）的锡伯人有什么理由舍去自己本来的姓氏而改用满族的姓氏呢！那么结果只能是，锡伯人从未更改过自己的姓氏。
三。从语言上看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锡伯人所使用的语言是满语，而不是"鲜卑语"。那么问题是，锡伯人是从来就使用和今天一样的语言还是因为被"满化"（即被编入满洲八旗之前）后而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语言而改用的呢？ 如果说锡伯人是鲜卑的后裔的话，那么锡伯人在"满化"之前使用的语言应该和满语不同且无法通话（因为满语和鲜卑语虽然属同一语系但分属不同语族）。可是，根据《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家谱档册》中记载，当时锡伯人在未编入八旗之前所使用的语言就已经和女真语（即满语）相同了。另外，今天的很多学者（包括一些锡伯的学者）也都认为锡伯人以前所使用的语言和满语相同或极为接近，即"最多属于满语的一种方言"。所以，如果说锡伯人是鲜卑后裔的话，那么他们以前所使用的语言就应该是和满语分属不同语族的一种语言，而不会是和满语相同或极为接近了。以前有些人曾说过锡伯人以前使用的语言是什么"吉甫西语"，当然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早已经说清楚了，所谓的"吉甫西语"不过是当年锡伯人和科尔沁蒙古人在一起时一部分锡伯人所讲的科尔沁蒙古语而已。所以，说"吉甫西语"是锡伯人原先的语言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还有人说今天锡伯人所使用的文字是满文，而所说的口语是锡伯语，根据是口语和书面语有很大的差距。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口语和书面语的，满文是几百年以前创立的，那个时候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应该是不大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口语发生了变化，而书面语没有变（因满文是拼音文字，所表现的音是所创立时的样子，这一点不象汉语），故产生了差距。另外，一些锡伯学者曾经到东北还在使用满语的一些地方去做了调查，他们用锡伯口语和满族来对话完全可以通话，而使用书面语却无法沟通，这也证实锡伯的口语也是满语（满语口语）。并且经过对比发现东北的满语口语和满语书面语的差距比锡伯语口语和满语书面语的差距还要大一些。所以，锡伯人从未"废弃"过自己的语言而"重新"学习满语，而是他们原本说的语言就是满语（或称其为满语方言），而非鲜卑语。既然鲜卑和锡伯没有共同的语言，那么又怎么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呢！
四。从生活习俗上看（此节内容很多，故以后单独来论述）
五。从历史上看 很多的历史文献中都记载了锡伯人是属于满族的一部分，而现在有些人却无视历史的真相或作了歪曲的解释。 如皇太极的"诸申说"，这原本是说明锡伯人是满族的证据，可是个别的"学者"（如人大某学者）却断章取义地以此为依据说皇太极的话说明了"锡伯非满"。 原文如下：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后起，一切人等称我国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对于此诏文，很多历史学家都曾作出过说明。首先，我们要明确，"诸申"即女真（有明代的文献为证），那么为什么后来皇太极又否认这一点了呢？因为"诸申"原本是女真平民（即自由民）的统称，而随着建州女真的崛起，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处于平民地位的诸申，有的下降到了奴隶的地位，所以不能再用"诸申（女真）"来称呼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了，而当时的锡伯人已沦为蒙古科尔沁的"诸申"，所以他们适合仍用"诸申"的称呼，对新建立的八旗人则不能用"诸申"来概括了（改名满洲后诸申的名称仍长时期地保留在了八旗的内部），因之改用"满洲"。 其次，根据近些年大连发现的"锡伯瓜尔佳氏宗谱"也清晰地记载了锡伯乃是源于女真的。（因内容较多，故不录入，详见大连民委"民族志编辑室"的实地调查资料及《八旗源流》一书中的锡伯瓜尔佳氏宗谱一节及《满族大词典》860页所记）以上等很多资料都说明了锡伯乃是源于女真的一个部落。 另外，在《满洲源流考》中，记有清太宗诏谕嫩江一带的锡伯人时所说"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又清代流放的学者杨宾在其的《柳边记略》中，也记述了锡伯与满洲同源，"锡伯人自言与满洲同祖"。按杨宾的《柳边记略》是他在康熙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间，往宁古塔时将其亲自见闻，编集成书的。彼时国人对锡伯族源并无任何争论，杨宾对此也无任何成见，只是如实客观事实罢了。象以上的历史文献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论述了。
六。关于"鲜卑转音"说此说源于清末何秋涛，何在其所写的《朔方备乘》卷十七说到"鲜卑音近锡伯，……即鲜卑遗民。以后持"锡伯即是鲜卑后裔"说者基本上是以此为依据延伸的。 我们知道，判断一个民族族源的时候是不能仅以历史上某人的某一句话就作出断定的。不过，这一说法已经出现，所以我们仅就其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及可靠性来进行一下分析。首先，何秋涛其人并非历史学家，其对锡伯的历史并不清楚，作出"锡伯即鲜卑遗民"的错误结论完全是出于个人的臆测。其作出结论的根据也仅仅是"锡伯、鲜卑音相似"所以"锡伯就是鲜卑"。现在稍知民族学的人就会感到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因为，辨别一个民族的族源时，不但要借助很多相关的学科，而且，仅仅凭借"音相似"就作出结论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的。 在我国古往今来的少数民族中，非但音相似的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就是字全同的两个词的民族也不一定是一个民族。例如内蒙古有个乃曼部，元太祖创业时击败的部落中，也有个乃曼部（该部实为哈萨克族），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民族。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民族关系史中有很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怎么"锡伯就会等于鲜卑"呢？何秋涛用音近似去推断族源，实是荒唐。其书中缺少根据的例子有很多，如他一开始把"锡伯利路"（西伯利亚）说成是"鲜卑旧壤"就是臆测。在历史上，鲜卑民族的全盛时期，其活动的范围也只限于蒙古高原东部、南部与华北地区，与西伯利亚根本无关。"西伯利亚"得名于十六世纪建立的"西伯利亚汗国"，而"西伯利亚"一词乃是蒙古语shibiz，而非什么鲜卑之音转也。由此可见，何秋涛用"音相近似"所附会的历史地名、历史族名全都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强求于他，因为何秋涛并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就算是今天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如无充分的证据而作出某种结论也是不足为凭的）。
七. 从宗教信仰上看 （因内容较多，故在此不录入，详文见拙文"论今日锡伯人的宗教信仰之残留与满族的渊源关系"，其主要内容包括解释了锡伯人的"喜力妈妈"并非鲜卑之转音，实乃女真部落之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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