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雷雨》和《北京人》对艺术观念的异同点

内容摘要：蘩漪、愫芳，是曹禺贡献给新文学的杰出女性，她们都是活脱脱的人。由于特殊环境和地位，决定人物不同的性格，性格地位不同，就有了各自的行动方式。实际上《北京人》戏剧冲突的错综复杂程度不亚于《雷雨》，在艺术构思上也是显示了不同的风格。
关键词：环境 地位 戏剧冲突 艺术构思
曹禺在谈他的创作道路时，透露出他走上这条路似乎颇有些偶然的因素。然而，这一“偶然，”则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十多部剧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戏剧艺术大师。
艺术，本来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情感的形象反映。曹禺是一位具有巨大热情的作家。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正处于暂时的低潮，但同时也正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当时的曹禺，对黑暗社会的残忍和冷酷充满义愤，为一件件“不公平的血腥事实”而焦灼不安，有“被压抑的愤懑，”他痛苦，他不平，他要在这“残酷的井”里挣扎呐喊，他要为逃脱这“黑暗的坑”而呼号。
这就是《雷雨》的氛围。强烈责任感的支配。灼热的情绪和按捺不住的愤懑就形成了《雷雨》风格的基调。在这思想情感的彭荡中，人物形象也随之诞生了。于是作家选择了蘩漪，蘩漪是“雷雨”。蘩漪，蘩多也；漪，水之纹也。是她首先抓住了作家的想象，在她身上凝结着作家的爱和恨、血和泪，她是作家热情的标志，在她导演下，完成了一幕震撼人心的悲剧，一幕社会历史悲剧。
《雷雨》发表后，获得巨大成功。但曹禺没就此止步，在他以后的剧作中表现了可贵的探索精神。于是他选择了他熟悉的生活，把现实的感受熔铸于一个家庭的生活描写之中中。一九四一年，作家写出了《北京人》。
一部作品，曲折复杂，激烈亢奋，起伏跌宕的情节固然能抓住人，但是写生活、写家庭的日常琐事，写平淡无奇生活中人的活动、矛盾和思想，也能打动人，感染人。
《北京人》就是这样的作品。它绝少那种“张牙舞爪”的痕迹，也听不到作者捶胸顿足的声音，它似乎“平铺直叙，”缺少修饰雕琢，但却丝丝不扣，自然地步步展开，含蓄熨帖，有其内在的哲理和旋律，象首诗，有诗的抒情，诗的意境。在这幅诗一样的生活画卷里，曹禺为我们埋下一颗金子似的心灵。这颗“金子”在那昏黄的屋子里，在那郁闷的环境中闪着光亮，没有她，《北京人》将失去光彩。
蘩漪、愫芳，是曹禺贡献给新文学的杰出女性，她们都是活脱脱的人。
一、特殊环境和地位，决定人物性格。
曹禺认为，蘩漪的个性是“极端”的“矛盾”的，称她为“最雷雨”的性格。的确，她的个性独特到仿佛不近情理的程度，人们为她的奇异而惊讶，但又无法立刻理解她。你说不清这女性是可爱或是可恨，有时你同情她，但觉得或许又不该同情；有时你恨她，但又发现这“恨”没有多长，又为另一种情感所替代……总之，你必须认真地去思索，去体会，然后才能作出你的判断，而这判断又不能只用爱或恨。同情或厌恶等这些词句去简单概括。这个形象，始终吸引着你，牵着你进入各种情感境界里而无法摆脱……这独特的个性所以经得人们细细咀嚼，就在于她的性格是环境中产生的。蘩漪生活在一个仍固守封建秩序的资产阶级家庭里，置身于一个冰冷郁闷的环境中。资产阶级灭绝一切与它相抵的东西，为了金钱，可以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而封建主义的因素又禁绝一切自由的空气，扼杀一切合理的正当的要求和行动，窒息着一切生的气息，活的生机。蘩漪则是个受新思潮影响，向往美好的热情的女性，她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所期望的爱情，有自由支配自己行动的愿望，但这都与环境格格不入。这热情美丽聪慧的心灵，在这监狱式的公馆里被磨得畸了形，她变得乖戾、阴鸷和极端，似乎为人所不能理解了。
愫芳则恰相反了。这是一个怎样沉默的女性啊！她性格似乎是柔弱的，整天忍气吞声地过日子，犹如深井一样沉静，不起一点波纹。她有异常惊人的忍耐力，承受着生活对她的超乎寻常的凌辱和压力而默默地生活着……她是异常“缄默”的，这也是由她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决定的。她生长在一个江南世家，父母早逝，她伶仃孤独，寄居在亲戚家里。她从小受着旧式教育，知书识画，但却背负着一套相当重的封建伦理包袱，在这破败的封建士家的姨妈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忧苦生活。
二、性格地位不同，就有了各自的行动方式。
愫芳和蘩漪，尽管性格上有天渊之别，环境、地位各异，但她们都没得到她们所期望的东西——人格和爱情，她们都受着两代人的欺负、压抑、凌辱，由于性格地位不同，就有了各自的行动方式，从中也体现出两幕剧不同的艺术风格。
在周公馆里，周朴园具有绝对的权威，这个靠发断子绝孙财起家的大资本家，在思想感情上与封建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他冷酷、自私、专横、虚伪，为了维护他那所谓“平静”和“圆满”的家庭秩序，他窒息着一切自由的空气。蘩漪在家庭里是女主人，她可以支配一切，可以任意挥霍钱财，但是就是不准有任何违抗周朴园意愿的举动，一切要成为“服从”的榜样。可以想象，十八年来她在这阴冷。残酷、专横的环境里是怎样熬过来的了。这还不够，还有那“象父亲”的周萍，在玩弄她后，又要抛弃她，想一走了之。她这一形象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然而，蘩漪采取的方式不是消极待毙的，她的“雷雨”般的性格决定了她不会这样做。她反抗着，抵御着，步步设防，把欺侮降低到最低程度。当一切都无济无事时，一种绝望后的竭斯底里的疯狂报复性终于爆发了，彻底轰毁了这所谓圆满的家庭秩序。在她这一抵御、反抗、毁灭的贯串动作中，表现在剧中的气氛是那么抑郁、激烈、惊心动魄，具有一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紧迫感，这是人物失望和痛苦、压抑和愤懑之火烧炙的心壁熔浆的喷发，这样，人物“雷雨”般的性格也得到淋漓尽致地表现，形成了剧作特有的氛围和艺术风格。
愫芳的表现则不同，她也受着两代人的压抑，在寄人篱下的地位上，她几乎是生活在处处有预伏着的阴谋，周围满是芒刺的环境中，年长一辈的曾皓，是这个家庭中权势和精神的代表。但他也象这象征着封建堡垒的家庭一样，是又老又朽，经不志任何风雨的空壳。由于经济与权势的日益颓败，于是封建的诗礼信条就成了他精神寄托和借以矜视一切的资本，成为维护这摇摇欲坠的家庭的手段。但这是多么软弱无力啊，钱囊空虚，穷，成了对他的最大威胁，他怕儿媳，甚至怕儿女们，怕他们给他难看的脸色，因为他知道自己已没足够的尊严使他们服从孝顺了，他怕死，自私，又虚伪，自己行将就木，却涎着老脸，拼命抓着一个柔弱、孤苦无告的愫芳不放，把她当作自己的拐杖，服侍他，几乎成了他的贴身女仆，让她承担着她不应该承担的角色。如果说肉体上的痛苦尚可忍受，精神上，心灵上的摧残实难忍受了。愫芳在这里耽误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三十岁了还未出嫁，这哀愁痛苦可想而知的，但曾皓非但没有表示过任何关心，为了达到自己卑鄙的念头，反而经常不断地在她那受伤的心灵上下刀子。第一幕的“说嫁”和第二幕的中秋节夜晚，曾皓与愫芳的单独谈话就是例子。他装作一副哀怜样，利用愫芳的年岁和孤单的处境一步紧一步地蹂躏着她那善良而又痛苦的心，象幽鬼一样纠缠着她，啃啮着她的灵魂。在这令人发指的凌辱中，我们可怜的愫芳，只有左右招架，用哀求的声音，用从心里流出的痛苦的泪水来作无谓的抵御，“我今天没有冒犯您老人家啊！”多么脆弱的声音，多么悲凉的语调，看到这里观众的爱和恨，同情和愤怒的感情潮水几乎是倾泼出来了。而这种效果，是通过极其平常的，沉缓的但有内在压迫力的对话来达到的。
如果说曾皓对愫芳的欺侮还是包藏在一种较含蓄的言行里，他这个表面知书达理的老夫子，不得不摆出些体面的老者的虚伪架势，在一些场合上，他还有所顾忌的话，到了大奶奶曾思懿那里，情形就不同了。有人说她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她有才干，有旺盛的活动能力，但生不逢时，在这四面楚歌的家庭里，她无处施展。但在这公馆的“一群废物”的人里，她可算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支撑着这腐朽门庭的铁碗人物了。在这环境中，也形成了她独特的性格。她势利贪财，虚伪泼辣，尖刻狠毒。在家庭中，她最苦恼的是没有征服丈夫，而这主要原因她认为是来自愫芳。于是她无一刻不在旁讽讥，指鸡骂狗，时时挖苦愫芳，而且惟恐刺人不伤，蜇人不痛。而愫芳往往在经历一场场刀林箭雨的袭击后，心中压满了多少委屈、痛苦和羞愤啊，她常僵立着，低着头，嘴角抽动着，然后又不声不响地把这难以容忍的欺辱收纳起来，吞进肚里，不让半点表露在外，实在逼得过甚时，在明白人面前她只想“痛哭一场”，只想通过眼泪把心头的哀痛愁怨排泄出来而已。那么坚韧的性格！有时她的忍让简直难以饶恕，观众对她的同情有时达到了怨恨的地步。然而，这就是愫芳，这是她特殊性格决定了的独特的抵御方式。而作家在用冷静平和的笔触刻画人物内在的心理感情中，也形成了戏剧的舒卷而恬淡风格。
三、实际上《北京人》戏剧冲突的错综复杂程度不亚于《雷雨》。
读《雷雨》，蘩漪喝药，四凤说誓，周萍与四凤雨夜的会面，周朴园令周萍认侍萍……那种场面，那种气氛真令人喘不过气来。再读《北京人》，愫芳说嫁，文清与愫芳夜会，曾皓中风，文清回来，愫芳出走……也不乏浓烈的场面，但《北京人》不象《雷雨》那样，《雷雨》是把人物纠葛都交织在血缘关系之中，作家的热情思想都倾注于人物性格感情、情节的组织和提炼之中，并通过人物“雷雨”般的性格，通过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所激起飞溅的感情浪花表现出来。谁不为那郁热逼人、气闷窒息的暴雨将至的氛围以及由此联想到那沉郁的周公馆的环境而烦燥不安！谁不为那热烈紧张、剑拔弩张的对垒而揪心拭目！谁不为那美好纯洁的心灵受到摧残甚至死于非命的场面而潸然泪下。恨从心起！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剧情大起大落，跌宕多姿，表现为高度的紧张性；而《北京人》则是把日常生活的冲突提炼出来，让尖锐的矛盾埋藏在不那么尖锐的生活中，写得平直自然，含蓄蕴藉，但又那么具有内在的紧张性、威逼感。虽也有冲突表现得较露的，如第三幕的“退信”，但多是通过抒写生活，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而展开的潜在的、内在的矛盾冲突，“说嫁”一场，就是一场在特定场合下的一切矛盾冲突的心理战：由一文青和愫芳有那么点幽隐丝连的情感，使思懿恨死了愫芳；公公死命攥着那红皮本存折而不愿公开，对思懿这个视财如命的人来说，也是件大为不满的事，于是思懿把愫芳的婚事提出来，表面是关心愫芳，实际上是为了把愫芳推出曾家，以掐断文清的幽思，同时又撤掉了公公的“拐杖”，以打击公公，一箭双雕；而曾皓也深知大奶奶的厉害，不敢当面得罪她，就利用愫芳的善良心理和性格弱点，坚持要愫芳当众表态。这样既达到了缠住愫芳的目的，又给了思懿暗暗一击；江泰则要打抱不平，他真诚希望愫芳出嫁，以逃脱这非人的境地……
这里，似乎是采取关心，商量的平和方式，没有风狂雨暴般的高潮，但各人怀着不同的机谋和隐衷以及他们各自在特定场合所采取的特定表现方式，使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具有一方咬住另一方的强烈的动作性，充满了紧张性和危机感，充满着火药味。以此把一个大家庭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物纠葛的复杂性、微妙性揭露着淋漓尽致。在这场戏里，愫芳是焦点，是替罪羊，他们各自居心叵测的对话，都象一把把利箭狠刺着愫芳的心，引起人们无限的同情。这里，作家并没有加入自己任何主观的评判和说教，作家那诗样的情怀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人物的冲突而自然流露出来的。剧情平和，但却引人入胜，富有无穷的韵味，这正是作家所追求的理想和美学境界，作家把人物性格、言行与剧的风格融合得那么和谐、统一，浑然一体。
四、在艺术构思上也是显示了不同的风格。
《雷雨》是采取事件集中于几个人物身上一贯到底的写法，几个主要人物都有可以独立出来的故事，都有自己的贯串动作。作家只截取矛盾最后爆发并转化的一段来集中表现，而这些事件和人物性格的矛盾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则在情节展开过程中予以展现，彼此交错，互相衔接，前后呼应。蘩漪是组织矛盾、推动剧情发展的人物，她把侍萍召到公馆里，就挑开了侍萍两代人三十年前后遭遇的帐幕，揭露控诉了周朴园的罪恶；她死命拖住周萍，反抗周朴园，又是一曲争取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悲壮的歌（尽管这首歌旋律是那么低沉微弱），这性格的多面性、情节的丰富性和一贯性，这使剧有一种回环交错，波谲云诡，一气呵成的气势。作家的愤怒已不可遏止了，他要迫不及待地渲泄出自己强烈的感情。这种心理状态也影响着整幕剧的结构和风格。
《北京人》则相反。这里，作家并没有安排什么重大事件，从而把人物都卷入其中，以产生激烈的紧张的戏剧动作，甚至场面的转换、事件的发展似乎都没有逻辑的联系而是让每个人物按自己的意向、自己的性格发展进行活动，互相交往，通过人物之间错综的关系去把不同的画面衔接起来，组成一幅完整的生活画面。在那间小花厅这唯一场景里活动着的十多个人物，他们各自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言行，各种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却又交织成情节的起伏跌宕，有时有些场面似乎并没有充分展开，而由于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出现而中断，这就使人物、事件的发展变化并不是一贯到底的，而是此隐彼现、时断时续却又互相影响、交错向前推进。如第一幕，愫芳出场之前，思懿和文清就愫芳的“婚事”闹口角，愫芳出场了，思懿马上满脸堆笑，说了一大通言不由衷的奉承话；临了，愫芳发现被老鼠咬破了的文清画的山水画，并且表示要给“补补”，却被这嘴如刀子的大奶奶冷嘲热讽，使愫芳进退维谷；之后瑞贞上场，思懿又把火力转向刚从娘家回来的瑞贞，愫芳从中调停，思懿又找到了借题发挥的机会，在教训瑞贞时，指桑骂槐：“……这种女人我一看见就知道想勾引男人，心里顶下作啦！”顺便朝愫芳心头踩一脚；以后话题转到曾皓的病，思懿又借新题，在愫芳和文清的关系上砍上一刀，然后，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里，人物并不是卷入重大的冲突中，而似乎都是些日常事件的纠纷，但却矛盾纷呈，危机四起，连成一幅生动的生活画面，这幅画的风格又不是浓烈的，而是一种清淡的、田园牧歌式的风格。
一个有正义感、有良心但思想认识水平又没达到一定高度的作家，置身在罪恶的社会里，就只能停留在批判上。但如果作家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就能站在更高的高度，预示或预感到生活发展的趋势来。
《雷雨》和《北京人》正是这样。蘩漪在整幕剧中一次比一次强烈的反抗，实际上是她一次次失望而最后绝望的心理过程，最后不得不毁灭一切，这也体现出作家追求出路的一种迷惘，是作家的局限。到了《北京人》，作家较之前者更能真切地把握住了生活的主潮，他发现了这不合理世界的喜剧性，因为历史发展到这时，也把曾皓、曾思懿之流变成了喜剧对象；而在那悲剧的环境里受压抑的人终于也忍受不住而跨出新生的艰难的第一步。愫芳，作家在安排这个形象的体系中，有着对生活真正进行着艰难而富有诗意的探索，她在思考着“活着是干什么呀”的人生课题，这个富有哲理性的探索声音，象抒情诗那样伴随着她，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追求这个人生的奥秘。她对爱情的追求也是这种追求的一个部分，这是愫芳出走的始终贯串于剧中的一个潜在因素。所以，如果生活的重压她还能承受的话，那么，当寄托着她的一切希望的文清被外面的风浪打回来时，她的“快乐的梦”就破灭了，天塌了。她说过，人总有活不下去的时候，在“娶妾”一事的触发下，她终于也说出：“这是监牢”“我是应该走了”，在文清毁灭的同时，她迈步走向新的生活。作家虽还不能说已明确知道革命是什么，但他已“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于是他就无需象《雷雨》那样的“捶胸顿足”、那样明露地、急不可耐地宣怨泄愤，而是满怀信心地让他的人物各自走完自己的路，找到自己应有的归宿。这反映在艺术风格上也必然是含蓄、内在的、富有诗意的，让提炼的、流动着的生活去阐明和表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和愿望。
所以，《雷雨》和《北京人》相比，后者不仅在艺术技巧上更加圆熟，更加高超，而且也表明了作家在思想上也大大进了一步。如果说《雷雨》愤怒揭露和控诉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那么《北京人》就是宣判了一个封建家庭的崩溃。作家是含着微笑、满怀希望写出这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的。这蕴含着的深厚的思想力量、富有情感的艺术形象以及塑造这些形象过程中所形成的属于曹禺自己的艺术风格，是曹禺剧作具有历久不衰的魅力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