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隋炀帝的评价。

　　（一） 争夺皇位的斗争
　　隋炀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糜（摐），高祖第二子也。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1]因其“美姿仪，少敏慧，”故“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 [2] 隋建立之前即被封为雁门郡公，隋朝建立之后，被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当时只有十三岁。很快又被授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隋文帝还令项城公杨韶、安道公李彻对他辅佐引导。杨广“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 [3]加之隋文帝及独孤皇后的钟爱，而且南下平陈有功，致使太子杨勇失宠，也就使他自己有机会夺得太子之位。在杨广谋夺帝位的过程中，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因杨广调戏文帝后妃宣华夫人和私信被错误的送到文帝手中，使文帝决意废掉杨广的太子之位。杨广急忙采取措施，派杨素、张横入宫弑帝，尔后又假诏杀故太子杨勇。杨广通过弑杀父兄登极为帝。
　　杨广即位后，矫称高祖玺书召汉王谅入京，因谅与高祖有约：“若玺书召汝，敕字旁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4]不合而反，“于是从谅反者凡十九州。”[5]但是杨谅的反叛很快被镇压，杨广的帝位得以巩固。为了进一步巩固其不择手段取得的帝位，杨广又拿仅剩的一个兄弟蜀王杨秀开刀，将其贬为庶民。众所周知，隋文帝嫡出五子，即勇、广、俊、秀、谅，其中一人（俊）早亡，其余四子争位，最终只有实力较强的晋王杨广取得了胜利，余皆死，可见皇位之争的残酷性。 （二） 营建东都（即现在的河南洛阳），开凿运河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帝位以及更好的控制全国，隋炀帝一即位便决定营建东都。隋炀帝营建东都除了自己的享乐外，还有更深的原因，隋炀帝的《营建东都诏》讲了营建东都的理由。洛阳地势险要，“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且位置适中便于向山东及江左，淮海一带安施兵力机动。平陈不久，江南多次发生暴乱，炀帝即位后杨谅又在并州起兵造反。在平叛过程中，由于“南服遐远，东夏殷大”，使炀帝深感“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上平定杨谅反叛后，“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必须加强控制。因此炀帝认为，必须“因机顺动”，营建东都洛阳。而且，营建东都洛阳，也顺应了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方向转移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此外，营建东都一开始就是和开凿运河联系起来考虑的。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丁未，诏杨素等营建东京（即东都），同年幸亥，即征民开通济渠，相距不几天，可见营建东都是有其整体考虑的。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下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 [6]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正月幸酉，东京成。”[7]历时九月，而“役丁死者什四五”。其实东京建成后，炀帝也没有住多长时间，因其一生大部分是在巡幸中度过的。但是东京的落成，却使隋王朝更加有力地对全国尤其是关东和江南地区控制，而且成为即将开通的大运河的中心。东京建成后，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有利于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方便了用兵，如隋末农民起义就是以洛阳、长安、江都为中心分别展开的。为把江南物资北运及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也是为了他个人巡幸江都的方便，以及加强对淮海的统治，并为用兵高丽作准备，炀帝下令开凿运河。大业元年三月，“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 [8]
　　“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9]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10]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11]六年间凿出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实非易事。开运河耗费了大量的民力，总计约四百余万，期间人口大量死亡，以至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12]可见工程之艰巨。当然，对于开凿运河这件盛事，我们理应全面评析。概而言之，开运河虽然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但是大运河的开通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政治中心业已东移洛阳的隋朝通过连接起来的五大水系（即海河、黄河、淮河、钱塘江、长江）进而实现了对全国广大地区的控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运河一经开通，自然就成了交通大动脉。我们知道在古代最廉价的交通运输莫过于水运，故而大运河的开通也就自然的加强了南北物资、商品的流通。隋炀帝东征高丽时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假如没有大运河，是无法短期运抵的。当然大运河的开通也为炀帝乘龙舟巡幸江都大开了方便之门，但开运河的目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开凿运河适应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去除了南北割据结束后仍影响商业发展的因素，为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唐朝著名理财家杜佑说，运河开通后，“天下利于转输”。运河开通后，还促进了两岸城市的发展，如扬州、楚州、魏州、润州、泗州、河阴等城市借运河很快繁荣和发展起来。运河还有其水利作用，对黄河起了分流作用，因为每年七月间，黄河流域雨量大增，下游河床浅，容易成灾。运河开通就减轻了黄河的泄洪压力，以后数百年未发生大泛滥。开凿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中国历史做出的大贡献。

隋炀帝杨广（公元
569-628
年）
，又名杨英，小字阿摩，是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公元
604
年至
618
年在位，年号
“
大业
”
，在位
14
年。杨广是亡国之君，炀帝是他死后唐朝给他
的谥号。
《谥法》
：
“
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
，
《逸周书
·
谥法解》谥曰
“
炀
”
，乃荒淫昏暴之意。

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但自隋朝灭亡以来，
对于隋炀帝的评价，
都不
怎么客观。其实，隋炀帝虽然是隋朝的末代皇帝，却不能忽视他的历史作用。

（一）

争夺皇位的斗争

隋炀帝，
“讳广，一名英，小字阿糜（摐）
，高祖第二子也。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逆
天虐民曰炀。
”
[1]
因其“美姿仪，少敏慧，
”故“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
”

[2]

隋建立
之前即被封为雁门郡公，
隋朝建立之后，
被立为晋王，
拜柱国、
并州总管，
当时只有十三岁。
很快又被授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
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隋文帝还令项城公杨韶、
安道
公李彻对他辅佐引导。杨广“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
”

[3]
加之隋文帝及独孤
皇后的钟爱，而且南下平陈有功，致使太子杨勇失宠，也就使他自己有机会夺得太子之位。
在杨广谋夺帝位的过程中，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
，因杨广调戏文帝后妃宣华夫人和私信被错误的送到文帝手中，使文帝决意废掉杨广的
太子之位。杨广急忙采取措施，派杨素、张横入宫弑帝，尔后又假诏杀故太子杨勇。杨广通
过弑杀父兄登极为帝。

杨广即位后，矫称高祖玺书召汉王谅入京，因谅与高祖有约：
“若玺书召汝，敕字旁别
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
”
[4]
不合而反，
“于是从谅反者凡十九州。
”
[5]
但是杨谅
的反叛很快被镇压，
杨广的帝位得以巩固。
为了进一步巩固其不择手段取得的帝位，
杨广又
拿仅剩的一个兄弟蜀王杨秀开刀，将其贬为庶民。众所周知，隋文帝嫡出五子，即勇、广、
俊、秀、谅，其中一人（俊）早亡，其余四子争位，最终只有实力较强的晋王杨广取得了胜
利，余皆死，可见皇位之争的残酷性。

（二）

营建东都（即现在的河南洛阳）
，开凿运河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帝位以及更好的控制全国，
隋炀帝一即位便决定营建东都。
隋炀
帝营建东都除了自己的享乐外，
还有更深的原因，
隋炀帝的《营建东都诏》
讲了营建东都的
理由。洛阳地势险要，
“控以三河，固以四塞”
，且位置适中便于向山东及江左，淮海一带安
施兵力机动。平陈不久，
江南多次发生暴乱，
炀帝即位后杨谅又在并州起兵造反。
在平叛过
程中，由于“南服遐远，东夏殷大”
，使炀帝深感“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加上平定杨谅反
叛后，
“并州移户复在河南”
，必须加强控制。因此炀帝认为，必须“因机顺动”
，营建东都
洛阳。
而且，营建东都洛阳，也顺应了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方向转移的趋势，
是经
济发展的要求。此外，营建东都一开始就是和开凿运河联系起来考虑的。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三月丁未，诏杨素等营建东京（即东都）
，同年幸亥，即征民开通济渠，相距不几
天，可见营建东都是有其整体考虑的。

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三月，
“下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每
月役丁二百万人，
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
”

[6]
至大业二年
（公元
606

年）
“春，正月幸酉，东京成。
”
[7]
历时九月，而“役丁死者什四五”
。其实东京建成后，炀
帝也没有住多长时间，
因其一生大部分是在巡幸中度过的。
但是东京的落成，
却使隋王朝更
加有力地对全国尤其是关东和江南地区控制，
而且成为即将开通的大运河的中心。
东京建成
后，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有利于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
方便了用兵，
如隋末农民起义
就是以洛阳、长安、
江都为中心分别展开的。
为把江南物资北运及加强对南方的控制，
也是
为了他个人巡幸江都的方便，
以及加强对淮海的统治，
并为用兵高丽作准备，
炀帝下令开凿
运河。大业元年三月，
“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
”

[8]
“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
”
[9]
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
，
“春，正
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
[10]
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
[11]
六年间凿出一条贯通南北
的大运河，实非易事。开运河耗费了大量的民力，总计约四百余万，期间人口大量死亡，以
至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
[12]
可见工程之艰巨。当然，对于开凿运河这件盛事，我们理
应全面评析。
概而言之，
开运河虽然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
但是大运河的开通却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使政治中心业已东移洛阳的隋朝通过连接起
来的五大水系（即海河、黄河、淮河、钱塘江、长江）进而实现了对全国广大地区的控制，
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运河一经开通，自然就成了交通大动脉。
我们知道在古代最廉价的交通运输莫过于水运，
故而大运河的开通也就自然的加强了南北物
资、商品的流通。隋炀帝东征高丽时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假如没有大运河，是无法短期运
抵的。
当然大运河的开通也为炀帝乘龙舟巡幸江都大开了方便之门，
但开运河的目的、
意义
并不在于此。
开凿运河适应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去除了南北割据结束后仍影响商业发
展的因素，
为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此唐朝著名理财家杜佑说，
运河开通
后，
“天下利于转输”
。
运河开通后，
还促进了两岸城市的发展，
如扬州、
楚州、
魏州、
润州、
泗州、
河阴等城市借运河很快繁荣和发展起来。
运河还有其水利作用，
对黄河起了分流作用，
因为每年七月间，黄河流域雨量大增，下游河床浅，容易成灾。运河开通就减轻了黄河的泄
洪压力，以后数百年未发生大泛滥。开凿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中国历史做出的大贡献。

（三）

炀帝的民族政策及对外关系

隋炀帝在位十几年间（公元
604--618
年）
，从未停止过战争，除了镇压农民起义和贵族
反叛外，大量对少数民族用兵。如公元
605
年击林邑（今越南）
、三征高丽、亲征土谷浑等。
史载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二月，
“壬午，下诏讨高丽”
[13]
，由此开始了第一次亲征高丽
的准备工作。大业八年（公元
612
年）
，全国各地士兵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云集涿郡，
分为左右两军，各十二道，另有来护儿水军，供应军队的民夫又倍之，规模极大。但大军却
因为作战不利而失败，至于“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辽东城，唯两千七百人，资储
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
”
[14]
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
，不甘心失败的炀帝再次征兵集于涿
郡，第二次亲征高丽，战争过程中因为杨玄感变乱，炀帝急于镇压，从高丽撤兵，第二次征
高丽失败了。大业十年（公元
614
年）
，炀帝第三次亲征高丽，虽然规模比不上前两次，但
却取得了很大得成功，高丽投降。但实质上，
三征高丽总起来看以失败而告终，因为高丽王
仍是诈降，
而炀帝轻许，
此后因为无力再对外用兵而告终。不仅如此，
三征高丽直接导致了
炀帝即位以来积蓄的阶级矛盾，
隋末农民起义
（王薄起义）由此爆发，
这是三征高丽最大的
负面影响，当然也是炀帝本人之最大过失，是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虽然炀帝三次征高丽均以失败而告终，
但在对外战争方面，
他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大
业元年，
“夏四月癸亥，大将军刘方击林邑，破之。
”
[15]
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击土谷浑，
其王伏允败走。炀帝还对流求（即台湾）用兵，
“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不从，帝遣虎
贲郎将庐江陈稜，
......
泛海击之。
....
斩渴剌兜（流求王）
，虏其民万余口而还。
”

[16]
这对当
时生产力仍十分落后的流求毋庸置疑地具有重要意义。炀帝对外战争虽然耗费了大量的民

力、财力、兵力，但客观上却巩固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有重要意义，
当然并不是说炀帝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以军事为主的，
他还兼用
“怀柔”
政策。
大业三年八月，
“车驾发榆林。已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
”

[17]
第三次征
高丽时，
来护儿一军就可以一鼓作气将高丽消灭，
但是隋炀帝还是接受了高丽王的乞降，
虽
然高丽王并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炀帝的另一功绩终于扩大丝路事业。
大业三年，
炀帝使吏部
侍郎裴管理张掖和西域的贸易。
当时西域商人多经张掖与隋朝通商，
裴矩在与西域商人的交
往中，了解到西域各国的政治、物产、交通等各种情况，进而撰成《西域图记》三卷。裴矩
以此进奏炀帝：
“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倾以去，纵横所在，将而万里，发自敦惶，
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鄯善，总凑敦惶。
”
[18]
建议炀帝灭
吐谷浑，以通抚西域。之后裴矩被封为黄门侍郎，使张掖，
“引导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
朝。
”
[19]

（四）

炀帝的文化政策

前面说过炀帝好学，
善属文，
所以他爱好图书字画，
注意文化典籍的收藏、
整理、
保护。
如平陈后，时为晋王杨广“使高颖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
”
[20]
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中记录的图书是比较完整的。炀帝的文笔也不错，常与一
些文人交流。

炀帝还继续推行文帝以来在文化政策上的调整。
炀帝和文帝一样推行儒、
法、
道并行的
文化政策，并改革文帝对南方的文化政策。隋建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儒学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下日趋衰落，
而高门世族仍对儒学进行垄断。
为维护统一，
隋朝
建立之初便标榜儒学，
进行科举考试。
而炀帝比文帝更注重文化建设，
恢复被文帝废除的国
子监、
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
炀帝继其父之后继续扶持佛教的政策，
加强对佛教控制和利
用，并大量度僧，造成佛教的又一次泛滥。对于道教则实行利用与防范并重的政策。经过大
分裂的南北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文帝对南方的错误文化政策招致南方的动乱。
而炀帝则
不同，
他将扶持佛教的政策推广到南方，
争取宗教界人士的支持，
还广招文化精英，缓和反
隋情绪，所以隋末农民起义时，南方相对平静。

（五）炀帝与隋亡

隋朝的灭亡与炀帝又有多大关系呢？炀帝直接引发了隋末农民起义，
使隋朝灭亡。
首先
他使阶级矛盾全面爆发。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至大业八年（公元
612
年）东征高丽止，
炀帝动用了人力三千零一十二万余人，
此外还有不知动用多少民力而无法估算的工程不在范
围之内。这超越了农民应服徭役的极限，耽误了农时，且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死去。第一
次征高丽时
“九军渡辽
......
及还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
，
死亡三十二万三千人。而且东征高
丽是引发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其次激化了与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
炀帝因弑父杀兄即位，
猜
忌很重，且本身发迹江南，重用南人而排斥北人。如“楚景武公杨素，虽有大功，特为帝猜
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
”

[21]
炀帝谓近臣曰：
“使素不死，终当夷族”
。
[22]
而且炀帝还打
击一般地主，大业六年“诏又课天下富人，量其资产，出钱币武马，填元数，限令取足。复
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滥恶则使人便斩。
”

[23]
杨玄感的兵变就是一个例子，所以隋地主
兵变是非常多的。再次，他贪图想乐，热心巡幸。当然，镇压起义残酷也是重原因。

但隋亡并不是炀帝一个人的过失，
虽然他应负主要的责任。
隋朝的灭亡是文帝后期以来
积累的各种矛盾激化造成的。
《隋书》总结隋文帝时期说“坟土未干，子孙继续屠戮，松槚
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王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
远矣，非一朝一夕。
”
[24]
可见炀帝只是造成隋亡的结果，文帝更是负有很大的责任，是隋亡
的起因。所以隋亡不是炀帝一个人的原因，但他应负主要责任。

（五）

炀帝的历史作用

论及炀帝，世人皆将其与残暴，暴君等词联系起来，而且大多数将亡隋之过归罪于他，

这是不太科学的。
《隋书

炀帝纪》说，
“炀帝爱在弱龄，早在今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
昆弟之中，独着声籍”
。即位后，
“地广三代，威振八方，单于顿颡，越商重译。
”对炀帝的
武功给了应有的肯定，连对炀帝成见很深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隋氏之盛至于炀帝极矣。
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开凿运河，不仅在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具有重要意义，就是在
以后的漫长岁月里，
运河都是沟通南北漕运，
促进商品流通的大动脉，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笃学博识，多才多艺，
又是绝世才子。
而他的出身使他养成刚愎自用，不恤下情的暴君性
格，使他做事“操之过急，失之于暴”
。而三征高丽则是他的致命错误，
《隋书》批评他“事
辽东而丧天下”
，切中要害。总之，隋炀帝虽属亡国之君，却也是有为之主。他有种种恶政，
但也有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
不应全盘否定。
而他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借鉴，
唐太宗李
世民就非常注重吸取隋亡的教训来统治唐帝国。
对于炀帝的评价，
我们应持公平之见，
作出
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

参考文献：

①司马光：
《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
1956
版。

②魏征：
《隋书》
，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③乌廷玉：
《隋唐史话》
，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

资料出处：

[1] [2]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炀帝上之上》

[3] [4] [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隋纪四﹒文帝仁寿四年》

[6 ][7][ 8][ 9]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

[10 ][11 ][12 ][13][ 14][ 1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一《隋纪五》

[16][ 17 ][18 ][1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隋纪五》

[20]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七《隋纪一》

[21]
《隋书·杨素传》

[22]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二《隋纪六》

[2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一《隋纪五》

[24]
《隋书·炀帝纪》

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换言之，他没有处理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关系，反而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才是隋炀帝最大的问题。”“他是个暴君。为了征讨高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任性妄为，把百姓和国家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叫暴君……他是昏君……在这第三时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责任了，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所叫昏君。”

隋炀帝尽管有千般不是，但是他为后来的唐朝留下的巨额遗产，比如科举制大运河，以及让全国吃30年的粮食。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劳民伤财，过大于功。后来的唐朝就不急于求成，大工程要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