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古今中外,多少伟人名人无一不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怀有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而在后来成就一番壮伟的事业。回想我的童年少年时期,关于理想,却如戈壁滩上的骆驼刺,渺小而随意,虽透露着些许执着的昂然春意,却又时时显现出茫然无措的寞落和困惑。
我最初有关理想的萌芽确切地说只是一个恶狠狠的誓言。那时我刚满六岁,一天中午,在井队工作一年多都没回来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父亲身上带着一股野外浓烈的焦焦的太阳味儿,高大挺拔黝黑健壮犹如大戈壁上迎风而立直指蓝天的钻塔。爸爸灿烂的笑容、坚实的臂膀、热烈的怀抱让我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快乐与幸福。我喜欢坐在爸爸的腿上听他讲故事,我喜欢爸爸用胡须扎我的脸逗我咯咯咯地笑,我更喜欢爸爸牵着我的小手在黄昏里散步,我甚至骄傲地向别人炫耀说:这是我的爸爸,不是你爸爸!
可是,一个多星期后,我幸福的天空上就布满了爸爸要出发的乌云。我哭着乞求爸爸别走,爸爸郑重地对我说:爸爸是石油工人,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找石油。
我不管那么多,我号啕大哭我满地打滚我拽着爸爸的衣服不让他走。可是爸爸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我眼睁睁看着爸爸坐上汽车消失在漫天飞扬的尘土里,我撕心裂肺地哭着,我不顾一切地在尘土中追赶着远去的汽车,我不明白那个叫“石油”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能让父亲义无返顾地远离他唯一的女儿,我哭得背过气去。醒来后,我满腔悲愤地发誓:长大后我要开飞机,每天接父亲回家!
确切地说这仅仅是一个孩童的誓言,不能称其为理想。我思想中真正具有“理想”这一概念而形成的第一个人生愿望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对于那个时代,我记忆中唯一的生活娱乐就是看电影。那是一个露天电影院,简易的石条登,低矮的砖围墙,可容纳四五百人。每次放电影,石登上坐满了凭票入场的人,过道里挤满了没票却混进场的人,围墙上还爬满了混不进来的人。中午电影预告的小黑板一挂出来,下午六点前那个卖票的小窗口前就挤满了人。六点整,小窗口打开了,一个烫着大波浪卷发,穿戴时尚的年轻姐姐端坐在窗户里。八十年代初口红这样的化妆品很少见,但那个姐姐却天天抹着鲜艳的口红,红嘟嘟的小嘴时开时合,像一只上下翻飞跳跃的红舞鞋。她的小手伸出来,指甲上涂了一层厚厚的像红油漆一样的指甲油,脖子上耳朵上总戴着许多亮晃晃的假首饰,就那么端端正正地坐在窗户里慢慢悠悠地卖票。偶尔,她手边的电话铃响了,她接着电话,咯咯地脆声笑着,挂了电话就拿出几张票放在抽屉里。外面买票的人不愿意了,都谴责她的这种“后门”行为,有些五大三粗的男人挥着拳头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她也不恼,啪地一下关了小窗户。外面立时安静了,并主动排好了队,她这才开窗继续卖票。我站在一边对这个窗户里的姐姐充满了倾慕和向往。她多厉害呀,那么多的人,那样粗暴强壮的男人,都在小窗户跟前规规矩矩如小学生一般;她多漂亮啊,从头到脚都闪烁着耀眼的光彩;她多了不起啊,有办公室有电话,还有人在电话里逗着她咯咯咯地笑。我简直都在崇拜她了。每天下午一放学,我放弃那些平时百玩不厌的游戏,赶紧跑到电影院门口看那窗口里的姐姐。很多时候晚上没电影,窗口也仍旧开着,那个姐姐坐在窗户里,拿着个小镜子,描眉毛、涂口红、修指甲,在镜子中左右顾盼明眸皓齿。大多数时间她一边织着红红绿绿的毛线团一边嘴里唱着歌,唱得都是电影歌曲。最常唱的歌是“泉水叮咚”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声从她红嘟嘟的小嘴里叮叮咚咚地流出,天地间真是一片阳光灿烂。
那段时间,我以一个十岁小女孩的痴迷和狂热暗恋着卖电影票的姐姐,不由自主地向往着那个窗口里的一切,发自肺腑地爱着那个窗口。
凑巧,老师布置了一道作文题,叫“我的理想”。我毫不犹豫地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理想是长大后做一个电影院的售票员。我倾注了所有的热情描述了我对这一理想的热爱以及这一理想是多么美好。作文交上去后,我眼巴巴地等待着作文讲评课的到来,满以为这篇作文会被老师当作范文向全班同学读讲。可是,作文讲评课上,老师一连念了几篇同学的范文,都是当科学家、当医生、当兵之类的崇高理想,直到快下课时,老师才说:有个别同学,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啥?怎么她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卖电影票的?你就这点出息,干脆也别上学了,现在就去卖电影票得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互相猜测着是谁想卖电影票。我故作镇静却倍受打击,心里一片凄凉。
我仍旧悄悄去看那个卖电影票的窗口和姐姐,心里仍倔强地坚定着自己的理想,同时咬牙切齿地发誓:等我卖票的时候,一定把最偏最差的票卖给语文老师!这时,我的理想因孤寂倔强染上了一层凄清壮烈的色彩而显得越发绚丽和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