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西方政治思潮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谈谈我国的效率公平的问题

调触中西思想，复以之为基础创发其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闸门。《孟子微》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史意义并不次于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正是在这书中，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孟子，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转化成为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并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范畴。
值得关注的是康有为是在中华民族日趋深重的时代背景下撰著这部“表其微言大义”、光大“孟子大道之全，孔学之要”的《孟子微》的。康氏撰著此书时，已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之命国外13年，遍历11国，而此时之中国则因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成为了一个“次殖民地”，已经完全沦落到“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危亡境地。这种危急存存亡之秋的时代背景使得康氏此书绝不会是宋明儒所做的那种袖手空淡心性之作，而必然会成为其在危机时代中契会先秦儒学原典精神而以血泪铸成之作品，故其书中处处充满了强烈的经世乃至救世的思想。如痛惜清政失修曰：“顷者万国交逼，而我犹修海军、铁路之费以筑颐和园，则台湾、旅顺先失矣。日本之小，改纪其政，则大国畏之。有天命而不力配之，有多福而不求之，驯至分危。是自作孳，不可活也。某于十年之前，上书言及，今变法为未雨绸缪，仅可为之，过是不及，卒至大祸。每读是篇，不能不掩面流涕也。夫桓、灵早戒，何至有黄巾之乱？徽、钦早备，何至有金人之祸？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念我邦族，哀我种人，何为不可活若是乎？”又为中国国力羸弱而痛致慨叹：“如今万国争于自存，德、俄且穷国力为之，举国为兵，刻日可备；而我闻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岂能幸胜？徒丧师失地，自戮其民而已。此所谓殃民者乎！”（4）他还时时作中西现状之比较以加强国人对时代危机的认识，如在说明《孟子》中所见贡法时列举欧、美诸国的贡法以与中国比较，指出惟中国之税极薄，“不足以立国、养兵、兴学、劝业、修道、卫生、恤贫”（5）。如此等等，难以尽举。

深重的时代危机决定了康有为基本上站在政治、社会、经济的立场而非侧重于道德论角度诠释孟子。先秦儒学本有“内圣”与“外王”两面；就孟子而言，他所关怀的基本问题虽发端于道德自我之建立，但其终极关怀却落实于现实的文化世界与政治世界之中，这就使他的理想世界包括内、外两面：内而根于仁心，外而发为仁政，“仁义礼智根于心”（6），故其所谓性一贯是指性善而言，主政者基于本善之性，推此仁心于天下，乃为仁政。因此，“仁心”、“仁政”并不是截然不相联属之抗体，而实为一物之两面。如果说“仁心”是孟子理想世界之本根，那末，“仁政”就是孟子理想世界的枝叶。本根不存则枝叶无所附丽，而枝叶繁茂正所以显其本根之固。可见，孟子是很善言“内圣外王”精义的。惜乎历代思想家或注疏家在疏通孟学时，或侧重于“外王”一面，多就孟子政治、经济思想予以发挥，以彰显其时代意义，如汉之赵歧、唐之林慎思、宋之王安石等均是如此；或侧重于“内圣”一面，多就孟子知论论、心性论予以发挥，以彰显其内在超越性，如宋之朱熹、明之王阳明、清初之黄宗羲等均是如此。康有为撰著《孟子微》亦未能从全体大用处发挥孟学，他重视孟学思想体系的“外在领域”远超过其“内在领域”。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时代对他的刺激。《孟子微》成书于中国危机日深之时，“南海圣人”心意尽系于经世济民，冥思玄想非其所重。在国势蹇迫之际，康有为要通过这书来阐扬孟学的现代意义，达到其拯生民于既溺之中的目的，他自然要特重孟学的外在面了。（7）

西方政治思潮，作为指导西方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世界的政治面貌。效率优先,实质是发展生产力优先,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要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首要目标 .对于适应当代西方政治的不同需要、展示着不同的应对思路、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同作用的政治思潮，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对照中，作一番系统而概略的探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既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而我们走的是马克思道路，同时是中国马克思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效率为重中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