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nch school
通常指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M.格拉蒙(1866～1946) 和A.梅耶在法国建立的语言学学派。他们二人是第一代。J.房德里耶斯和M.柯恩是第二代，E.班维尼斯特(1902～1977)和A.马丁内是第三代。格拉蒙和梅耶的特点是主张研究语言演变要注意心理生理因素，并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但是到了后来，这一派的成员已经向多方面发展，再也不是一个清一色的队伍了。
格拉蒙和梅耶由1881～1891年受教于瑞士语言学家F.de索绪尔,还受到方言地理学家J.吉耶龙(1854～1926)和语音学家J.P.卢赛洛(1846～1924)的影响。他们的学说与德国的H.舒哈特、丹麦的O.叶斯泊森有某些共同点，而对德国的新语法学派则有许多不同意见。
1895年，格拉蒙在一篇论文中首先提出，语言演变有生理心理原因,不可忽视。在语音方面,如拉丁语“预言家”d嫃v嫃um(有两个相同的元音)变为法语 devin（第一个元音变为e），这是一种异化作用，有心理因素,不能用新语法学派那些“定律”来说明。另一位法国学者L.鲁德也指出，语义也会有历史演变，如“热”指温度，本与颜色无关,可是后来深红、深黄也称为“热色”,这是因联想而变；又如法语 pas这个词本来没有否定意义，但是由于常与ne（不）连用，结果自身也取得了否定意义，这是因搭配而变。以上这样的演变，各种语言都有，应从心理生理方面找答案。
梅耶认为，词义演变是心理过程，但是原因是社会性的。他把词义变化分为 3种：一是因为社会生活不同，一个词所指的事物有所改变，如 plume本指鹅毛，后来变为指书写用的笔；二是一个小集团的专用语变为全社会的通用语，如法语 arriver本是水手用语，专指船已到岸，后来变成“到达”，不论是谁都用，也不管到什么地方都用；三是上文所说的 pas这个词，它的意义起变化，全是词语搭配的结果。
梅耶认为，语言是社会行为，是“社会事实”。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进步使人们的抽象思维随之进步，因而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综合性的语法形式逐渐消失了，而与抽象范畴符合的语法形式则保留了下来，甚至还更加发展。例如古印欧语名词中的性别，本来是有意义的，如长果子的“ 树”是阴性的，长在树上的“ 果子”是中性的，“脚”常在活动，走路，是阳性的，“手”常在接受东西，是阴性的。可是到了后来，原有的意义消失了，名词性别就毫无系统，说不出其所以然来。
梅耶注意语言的社会性，自然对各种语言的外部社会历史感兴趣。他用心研究语言作为社会事实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他所著的希腊语史和拉丁语史，可以作为这种研究的典范。
法兰西学派致力于说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梅耶认为，要证明两种语言是否有亲属关系，最重要的是研究其语法形式。语法形式的证据最可靠，因为音位排列的方式和语法功能的表现，如果在许多情况下两种语言都相同，那必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在各种语言中，语法形式相对应,并不意味着音位序列必然相同或相似。例如亚美尼亚语“二”是erku，这与 拉丁语“二”duo在音位序列上并不相同；但是亚美尼亚语的erk-与印欧语系许多语言的dwi-相对应，而dwi-又与拉丁语的 duo相对应，可见亚美尼亚语的erku与拉丁语的 duo同出一源，即这两种语言在远古时代有共同的祖先。
格拉蒙和梅耶都是索绪尔的学生，索诸尔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他们也一致赞同。现在人们一谈到语言系统，就必然使用“ 音位”、“ 系统”、“结构”等等术语，可是这两位先驱对这些术语都没有下过严格的定义。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研究的，是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音位学家。梅耶死得早些，20世纪30年代就去世了；格拉蒙活到1946年；房德里耶斯活到1960年，他们对于语言学界新学说都不拒之门外。
房德里耶斯在批判青年语法学派的基础上提出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语言，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因而又存在“社会心理”之中，是内部结构严整的符号系统，因此，用新方法描写语言结构的共时研究远比历时研究重要，后者只是探讨个别语言事实及其演变，没有系统性和规律性可言；并提出语言与言语、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等对立概念，指明语言学的唯一真正对象是语言本身，力图划清语言同相邻学科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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