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和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我们今天想了解和鉴赏古代文学,就必然要和这些遗产接触,打打交道。一般说来,文学遗产主要是古人写的作品,包括诗文集子,小说剧本,和一些记录作家的生平事迹的书。但有些文物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如山西洪赵县的道觉乡明应王庙内,正殿四壁绘有的彩色壁画即是。在那上面绘有元代演戏的情况,有演员忠都秀的扮相,还有吹笛打鼓的乐工。据今人研究说画的是元人杂剧《须贾大夫谇范叔》的第四折。而从横题帐额上“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还可以知道当时有一种流动性的剧团。
学习古代文学,主要是学习作家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是古代的,不是当代的。当代作家的生活容易弄清楚,古代就不那么容易。没有记载,没有材料,这是经常碰到的。当代的作品也容易找到,古代就不同了,有的已经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有些没有作品的作家,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有一篇《大招》,传说是景差作的,还靠不住。西汉有个严助,他的作品也没流传下来,所以他们都成了没有作品的作家。有些作家,作品虽然传下来了一些,但是散失很多。南宋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的作品传下来的就很少,和“大诗人”的名号很不相称。所以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同当代文学比较起来,就材料说困难是较多一些。
自然,不仅材料困难,还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文学作品就其内容说是社会生活通过作家的认识反映出来,或者说是作者思想感精的流露。而用以反映生活和表达情感的工具是语言文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经常变化的。语言文字变化虽然慢一些,但古今不同还是十分显著的。韩愈说:“周诰汤盘,佶屈聱牙。”就是因为语言变了,很不好读。甲骨文许多人都不认识了,也是由于文字起了变化。不单字形字音有变化,字义也有变化。如同“烦”字,《说文》解释是“热头痛也”,是生病的现象,我们现在说“烦”,已经没有病的意思了。这种由于语言文字古今改变而带来的困难,就是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人作品,手稿是极少的,一般都是传抄的,宋代以后有刻印,但仍旧有人抄写。抄错了,刻错了,总是难免的。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有一句“闻之,欣然规往”。苏轼抄本和后来的一些刻本都作“亲往”,只有一个宋刻本作“规往”。的确,亲往比规往好懂,但下面接着说:“未果,寻病终。”既然“亲往”就是去了,怎么又说“未果”,不是自相矛盾吗?看来“亲”是错字,应该作“规”。“规往”就是打算去,古人作品中这样的错字是不少的。我上大学时,有位老师讲《庄子》,他说《庄子》中有一句“而今乎妇女”,有本哲学史就这一句话,大谈庄子对于妇女的看法,如何如何。其实这句话里有错字,应是“而今安归”,“女”字属下旬读,根本就没有“妇女”这两个字,抄错了,刻错了,坑害了人。看来,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处理不好,妨碍对于作品思想内容的正确理解。有时错字还破坏了我们对作品的艺术美的享受。期《九歌·湘君》中有一句“美要眇兮宜修”,闻一多先生在《楚辞校补》中说:“宜修是宜笑之误,修笑声近而讹。”宜笑即笑时稍微露出霉自的牙齿,和《山鬼》中“既含睇兮又宜笑”,意思差不多。描写的是一种人的姿态美,非常形象化。若依王逸注释说“修”作“饰”解,宜修就是宜饰,很抽象,那就索然寡味了。
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呢?明朝人刻书,碰到不懂的地方,就任意校改,很多人都不满意这种做法。我们当然不能采用这个办法。不能随心所欲,想改就改。即使是错字,改时也要说明改动的原因。事实上古人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错字问题有时是很复杂的,不仅只是通顺不通顺,易懂不易懂,而且有一个美好问题。大家熟悉的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一句“舸舰迷津”,这个迷字,有的本子作连字,有的本子作弥字。作连字和弥字都好懂,只有作迷字不好懂。但从文学欣赏角度看,恰恰是这个不太好懂的字,反而叫人觉得美。究竟作者手稿上是个什么字,实在很难判断。
中国字实际包括形声义三个方面,这里连字和迷字形体相近,弥和迷,声音相同,究竟原稿是什么字,如何错法,不易弄清楚。但也可能本来是一个连字。温飞卿《送陈嘏之侯官兼简李常侍》诗说:“春服照尘连草色,夜船闻雨滴芦花。”连一作迷,可见连迷二字形体近似,容易弄错。错成迷字后,有些费解,因之有人以声读相同又改为弥。自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一种可能而已。
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除开可能遇到一些抄错刻错的字外,最主要还是字义的解释。古今字义发生了变化,文言脱离口语,就不好懂。宋朝有一个文人把“夜梦不祥,书门大吉。”写成“宵寐匪贞,札闼宏庥。”就是利用古今字义变化才那样写的。一翻开《诗经》就会看到“窈窕淑女”四个字。什么叫“窈窕淑女”呢?很不好理解,如果换成“苗条的稳重的少女”就十分明白了。古今字义的变化,还有典章制度,事物名称的改变,固然可以找工具书,查字典,但字典也不灵。举例说吧,《红楼梦》中乌进孝的那份交租单上“龙猪二十个”,什么叫“龙猪”,字典上是查不出来的,到现在红学家也大都搞不清楚,这真是读书不易。读书遇到难字,不认识;难词,不了解,这是常有的事。就是认识,解释起来也不那么简单。《诗经·伐檀》中有一句“不素餐兮”,没有难字吧!可是“素餐”如何解释?解放前有位大学教授把“素餐”讲作“吃素”、“吃白饭”,结果给解聘了。因为“素餐”历来就解释为“白吃饭”,所谓“仕有功乃肯受禄”。龚自珍写诗也说:“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其实,“吃白饭”也好,“白吃饭”也好,都是错的。毛传说:“素,空也。”空可以解作空乏,《论语·先进》孔子讲到颜回说“其庶乎屡空”的那个“空”字就作“空乏”解,“不素餐兮”就是“不愁没有饭吃”。“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也就是说:“那些老爷呀,不愁没有饭吃!”言谈之下,自然是说伐木者都是愁衣愁食的。
总之,读书,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首先得把古人写的诗文翻译成和今天当代人写的一样,能够很容易看懂,这就得学一学校勘和训诂。校勘主要是解决衍文错字脱误等问题。我上大学时,曾经从许维通先生学过。有一次刘文典先生对我说:“听许先生说,你跟他学校勘,这很好。校勘嘛,从前人只校经史,后来有人校子书,至于集部就不好办,因为校勘充其量只能解决文字通不通,不能解决好不好。有一种人搞校勘,说什么择善而从,那是最要不得的。”当然,刘先生的意见可能有点偏,但什么叫“择善”?随便改字罢了。对于校勘学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至于训诂,清代有一个学者说:“宋儒不明训诂之学,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要求很高,我上大学时,听过罗常培先生讲训诂,没有学好,至今还是一个门外汉。闻一多先生当年教我们读书,读古人诗文,要读白文,不要一开始就看注释。这就是说,要用校勘训诂的知识直接去读白文,不要依靠注释,矮子观场,随人喜怒。当然,注释对于一个初学的人,还不失为一块敲门砖,不过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权威。
上面讲的只是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第一步,克服语言文字的难关。但闯过这一关后,问题还多着呢,比如说,这个作品的作者是谁?他生平做了些什么事?他的作品是不是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当时人喜欢他的作品吗?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是真实的吗?他和我们生不同时,为什么他写的作品今天还能给我们一种美感的享受?诸如此类,只要你肯想,问题多起来,理解就会更深入。读书不能光靠眼睛看,而且还要用头脑思索,学而不思是不能对文学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从其中吸收有益的养份,让精神生活丰富而高尚起来的。
所以闯过语言文字关以后,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还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所阅读的作品进行分析批判和评价。由于我们阅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的。鲁迅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鲁迅这里只是简明扼要地讲讲文学创作和阶级的关系,事实上文学作品的阶级分析是很复杂的。有那么一股风,怀疑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他们以山水诗为例,极力否定文学的阶级特点。又提出人有共性,即人性。人嘛,一是生存,二是生活。各个阶级虽有不同的生活,但求生存是共同的。所谓“食色性也”,爱与死是文学中永久和普遍的主题。这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把梁实秋等人的老调重弹而已。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举一动,一开口,每句话里都塞满了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有阶级性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总要流露出肯定或否定,爱或憎,也就是说表现作者的倾向性,这倾向性就体现着作品的阶级性。阶级性总要通过作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或事的某种态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流露出来。所以,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注意作家赞扬什么,谴责什么。我们切勿去赶“人性论”的时髦,以超阶级的观点去看待文学遗产,那样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还要把文学现象作为客观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和其它事物的互相联系之中。这样,就得注意文学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问的相互影响。如果不弄清楚八世纪中国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宗教艺术,就很难认识杜甫诗歌描画现实的深刻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空话,而是生活真实。要读《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不了解当时艺坛状况,大概只能停留在似懂非懂的阶段。同样,不熟悉中唐历史社会,对韩愈的《原道》、《师说》的理解就不能透彻。鲁迅在写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上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文学作品不仅是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如果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对现实不满,从而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之合理,改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过去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读《三国志演义》,从其中学习到许多斗争的策略,用以战胜敌人。《水浒传》被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禁止阅读,他们认为这本小说“诲盗”,怕人读后,起来造他们的反。《西厢记》也被他们认为“诲淫”的书,怕人读后争取“有情人都成眷属”,破坏了他们提倡的礼教。我们中国人读书,向来主张学以致用。学习和阅读古代文学作品,也应从其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文学作品是精神食粮,学习古代文学也同样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精神高尚而纯粹的人。当然,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糟粕,需要批判的。
对于古代作家,我们经常说有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由于古代作家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即使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是进步的,也只是要求消除社会的弊端,以便保障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社会的生存。他同情农民的贫困,而不赞成农民造反。元朝末年就有一批文人写诗同情民生疾苦,而一提起农民造反就破口大骂。《水浒传》的作者或者编者,一面同情人民反抗贪官恶霸的压迫,一面又赞扬封建政权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还颂扬一批“改邪归正”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这就突出地表明了这些作者身上的阶级局限性,虽然古今时代不同,“情”有可原,但是对其中在今天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的地方,还是要批判。批判不等于对一个作家或作品的全盘否定,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