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形成原因500字

　一、“拥刘反曹”思想倾向形成的历史渊源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既有作者主观思想的因素，也有客观历史原因。思想倾向即个人主观感情，属于思想领域范畴。但人是社会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孤立存在，他的社会属性,影响着决定着他的思想情感。任何一种思想倾向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孤立存在的，它必然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因此，要探讨“拥刘反曹”思想倾向产生形成的渊源，应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
　　1、是三国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
　　《三国演义》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素材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正史材料，即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注。二是广泛吸收了民间传说和野史笔记中的记载，以及戏曲演唱等民间艺术的内容。据载三国故事早在公元四世纪时已开始在民间流传。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辑录了一些民间传说中的三国故事。唐代李商隐的《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描写的是一个小孩模仿当时说书艺人讲说的三国故事情态。这说明三国故事在九世纪的晚唐已广为流传了。宋代“说话”艺术的“讲史”中有专说“三分”的艺人。在北宋苏轼《东坡志林》中记载，“王彭曾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段记载不仅说明了三国故事此时已非常生动，而且“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也十分鲜明了。五代十国以后，在九至十三世纪的宋元间，戏曲、杂剧大为流行。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剧目有《赤壁鏖战》、《襄阳会》、《骂吕布》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宋以后到元明之际杂剧中的三国戏见于著录的有六十余种，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托孤”等。此时，《三国演义》中一些重要情节已经成为杂剧的著名剧目了。宋代张耒《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缓之。”上述记载，可证明三国故事，在宋元时期已演变为多种艺术形式，登上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殿堂；也完全可以看出，“拥刘反曹”思想倾向已深入人心，存在于广大劳苦大众之中，存在于上层社会部分富家子弟中了。
　　2．是作者罗贯中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一生政治理想的体现。
　　《三国演义》的最后写定者是罗贯中。罗贯中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关于罗贯中的生平事迹，历史上记载不多，且多有争议，他的籍贯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他的生卒年月很难确定，今人多认为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的1315——1385年间。罗贯中的生平事迹不详，仅据由元入明的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交”，可以推断，罗贯中生活的年代为十四世纪 的元朝末年。“乐府、隐语，极为清新”，说明罗是文人，且文学才能不凡。我们知道，元朝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歧视非常严重，元朝时汉族读书人，政治地位低下。科举废除后，文人的仕宦之路断绝。没了科举进身之阶，经济上便会陷入困境，必然是生活无着，穷困潦倒。罗贯中自号“湖海散人”是他不得志的明证。元代十三世纪与西欧莎士比亚等名的《窦娥冤》作者关汉卿、《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等人均生活在“瓦肆沟拦”等穷苦人民聚居的场所，推想罗贯中也是一样。因此，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特别的历史条件，罗贯中对广大劳苦大众的思想愿望是十分了解的。元末社会混乱，统治者腐败残暴，贪官污吏横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朱元璋、张士诚及陈友谅相继揭竿，元统治政权摇摇欲坠。明代王圻《稗史汇编》说他是“有志图王者，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指罗贯中）曾在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手下做过幕僚。如果上述材料可信，那么可以推想，罗贯中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不仅有才华，而且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朱元璋统一中国，建立明王朝后，罗贯中退居林下，根据正史传说写成《三国演义》一书是可信的。所以说“拥刘反曹”思想是罗贯中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他特定生活经历的积聚与思想情感的升华，是他个人政治理想与抱负的产物
　　二、“拥刘反曹”思想[1]的内涵
　　“拥刘反曹”思想产生于特定历史时空中，长期为广大劳动人民所认可，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它复杂的内涵从而正确看待它呢？
　　1、它是德治仁政理想与反暴政思想的反映。
　　德政仁君是儒家的一种治国理念，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地位，愚弄人民群众的一种手段。但是近千年三国故事流传过程中，广大劳苦人民不断受到暴政的迫害，身受其苦，痛入骨髓。反对暴君孽政的思想情感十分强烈。迫切渴望一个仁君德政的政治局面。《三国演义》中的刘备长厚、仁义、宽政爱民，又是“汉室之胄”,政统与明君合为一体。曹操是乱臣贼子，奸诈、残忍、暴虐，是万恶之首的暴君典型。“拥刘反曹”的思想内涵之一，便是儒家的仁君理想与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反暴政、反黑暗，崇尚光明的思想情感相结合的反映。
　　2、它是民族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露。
　　三国故事产生在公元三世纪，但其长期的流传过程是四世纪至十四世纪。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唐末、五代、宋元时期，民族矛盾或者说汉以外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之间，民族冲突十分尖锐。同时中原政权政治黑暗，当权执政者专横恣肆，往往把战争负担转嫁到劳苦百姓身上，平民百姓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交相促进，持续加深加重。祖辈生活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受儒家文化影响很重，民族观念极强，民族自尊心特重。民族矛盾越尖锐，民族歧视越严重，表现出来的反抗性越强烈。他们往往认为，现实的苦难是外族侵略者带来的，排外思想和正统观念相融合，借“拥刘反曹”作载体，把民族观念，民族情绪表露出来。《三国演义》中所说的“汉裔”、“汉室”，是汉民族，汉家的象征性称号。“拥刘”的实质性内容。清初，民族矛盾又一次尖锐，上升为主要矛盾，毛纶、毛宗岗父子通过修订、加工《三国演义》加强了对蜀汉正统地位的肯定，更加突出了“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则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有力的佐证。因此说，“拥刘反曹”思想是民族思想、民族观念、民族情结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表露，也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民族文化的积聚与萌发，这又是“拥刘反曹”的另一原因。
　　3、它是正统思想的表现。
　　何为正统思想？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说：“是与忠君思想有密切联系的以皇帝为中心的历史观“。封建的正统思想是建立在天命论基础上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是皇权与神权相结合的产物。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一家一姓统治地位的思想武器。皇帝是真龙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还得说：“皇恩浩荡”，“谢主隆恩”等。反对皇帝便是“大不敬”、大逆不道，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是一种陈腐的、反动的思想，应该批判与否定。对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中含有正统观念因素，应做具体分析。它产生的条件是外困重于内扰或内外交困这种特定现实土壤中产生的正统观念含有民族主义、爱国激情的内核，是在外来势力重压下，爱国主义的替代语，代名词。这种“正统观念”在特殊历史时期内，例如，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八国联军入侵，现代史上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思，民族感情。因此具有一定的积极性。
　　四、“拥刘反曹”思想倾向在历史上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在统治阶级腐败、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民不聊生的时代，它鼓舞着贫苦大众奋起反抗暴政、昏君、鼓舞着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武装斗争。清代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有一段记载：“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皆乌合之众，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起皆以《三国演义》为玉帐之秘本。”这些传说未必可靠，这里讲的也侧重于战术，但是《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思想，对明、清两代的农民战争与农民起义的鼓舞作用是不容置疑。在异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特殊时期，“拥刘反曹”思想中含有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民族情结曾鼓舞着人民群众爱国爱家，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也是不争的事实。
　　“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忠君、正统观念都是消极的，容易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例如，清代统治者就曾利用“忠君”思想，多次为关羽褒奖，到处建立关帝庙。其目的便是借以宣传“忠君”“忠义”，模糊人民的斗争视线来转移矛盾斗争的方向，巩固封建统治地位。正统观念是消极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历史的特殊时期，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新时期必须加以否定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