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著有《王侍郎奏议》11卷。咸丰元年(1851年)为给清政府筹措军费，上《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其目的在于用控制数量来防止通货膨胀，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这一论点触及到货币名目论混淆价格标准和价值尺度错误的要害，是对通货膨胀政策的有力驳斥。翌年，他又对发行不兑现纸币上《再议钞法折》，力主将不兑现纸币变为兑换纸币，触怒了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注83中曾提及此事。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内容全部来源于网络收集，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QQ：2459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