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食的历史渊源有哪些?

　　中国菜的源头－家常菜

　　家常菜是家庭日常制作食用的菜肴。“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家常菜因地理位置、物产、生活习惯和饮食爱好的不同，形成了东南西北中各自风味的不同基础，经过发展，经过提升，蔚成了中菜的菜系。

　　家常菜，是中菜的源头，也是地方风味菜系的组成基础。找寻中菜的根源就以家常菜做开始。湘菜名厨黄清标师傅给我们敲响头锣为“论尽家常菜系列”掀开序幕。辣椒，驱风去湿湖南菜，偏重酸辣。这是地理因素形成的发展。湖南多山，气候温暖潮湿，自古就有“卑湿之地”的称谓。所以人们喜食辣椒。辣椒，可以提热开胃，去湿驱风。重辣，成为生活上的要求。家常菜，特别显出这种风格。这是黄师傅开出来的菜单：麻辣子鸡、金钩鱿鱼、豆豉辣椒、酸辣绞丝汤、干贝芥菜胆。豆豉辣椒蒸鱼，单尾是湘式银丝卷。六款家常菜，几乎把湘江流域的湖南风味搜罗齐备。

　　伟人常吃的家菜

　　“豆豉辣椒”印象很深刻。 这道湘江家常菜在神州吃过两次。一次是在长江游轮船长的迎宾晚宴；另一次是在北京，由一代伟人身边秘书张玉凤剪彩开幕的“毛家馆”。豆豉辣椒，都说是那位一代伟人每餐少不了的家常菜。称得上是“正正宗宗”的“毛家菜”。黄师傅的“豆豉辣椒”版本依足，原汁原味，辣得满足，吃得高兴。豆干、芹菜、大蒜、肉丝、豆豉、指天椒、红椒，油渣合炒，味浓油重。用料平实朴素，而刀工讲究，料如发丝。

　　教人吃得嘘嘘叫

　　一炒就成圆圆的小环子，很像大姑娘耳孔挂着的小耳环。在湘江，原是叫做耳环鱿鱼的。芡稠味厚，配饭下酒两皆相宜。烤软的鱿鱼卷筒切丝，加上韭黄辣椒肉丝合炒。韭黄鲜嫩，鱿鱼甘香，肉丝有提味的效果。常用的物料配搭成地方的家常菜，确是美妙。辣椒落得多，其中更有琢碎的指天椒，让人吃得大辣嘘嘘叫。。。。这就是很典型的湖南家常菜“金钩鱿鱼”。香辛味辣，很合南洋人的口味。

　　不现红油的酸辣汤

　　汤料是冬笋、豆干、冬菇加肉丝。虽然是家常菜，很有刀章讲究的传统，作料切得丝丝幼，彼此相连绞在一起。尤其是那豆干丝更见师傅功力。批得片片同样厚薄，切得条条同样的幼细，但有明显的特点，就是不断不碎，蛋皮丝敷面别有情调。汤清鲜不浊，和川味的酸辣汤浮泛红油有所差别。辣是来自胡椒，酸是由白醋带起。“酸辣绞丝汤”开胃爽嫩很有食趣。

　　咸香辣子鸡

　　湖南物产丰盛，家常菜多以时蔬家畜家禽为主料。“麻辣子鸡” 是常见的家菜，尤其是在洞庭湖地域一带，几乎是家家擅长。由于子鸡去骨切丁，所以老少食客都能尽情享用。鸡丁腌制入味，拖浆过油更显嫩滑。炒以青红椒块，虽有花椒面和指天椒碎，但麻辣度低。麻而不烈，辣面不燥，突出了鸡丁的鲜嫩。"麻辣子鸡”把湖南家常菜的芡大油重，咸辣香软的风味表达出来。

　　奇妙的豆豉调味

　　重用豆豉，是湖南家常菜的一个特色。豆豉调味，总离不开红辣椒的相伴，又是湖南家常菜的另一个特色。事实上，豆豉调味效果奇妙，咸香浓厚提鲜力强。许多菜系都以豆豉调味，豆豉可算是中华饮食的一大发明。“豆豉辣椒蒸鱼”是很普遍的家常菜式。食味之妙，是妙在以豆豉和辣椒做味料，显得肉紧味鲜，香嫩辣浓。黄师傅选用鳕鱼，鲜而柔滑

　　火锅是中国的传统饮食方式，起源于民间，历史悠久。今日火锅的容器、制法和调味等，虽然已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但一个共同点未变，即用火烧锅，以水（汤）导热，煮（涮）食物。这种烹调方法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它也许就是火锅的雏形吧。《韩诗外传》中记载，古代祭祀或庆典，要“击钟列鼎”而食，即众人围在鼎四周，将牛羊肉等放入鼎中煮熟分食，这就是火锅的萌芽。《中国陶瓷史》中介绍的“樵斗”，是放在火盆之中，以炭火温食，可能是暖锅的原型，东汉的墓葬中已有出土。北齐的《魏书》中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可能是当时火锅一类的炊具。三国时期出现了一种类似火锅的“五熟釜”，锅中分五格，可调五种味道，类似现在的“多味火锅”。1984年，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出土了一幅墓葬壁画，画中绘三个契丹人席地而坐，围着一个火锅，有一人在涮羊肉，画上有桌，桌上放着两个盘子，还有酒杯、酒瓶、羊肉块等，描绘的是我国辽代人涮羊肉火锅的情景。
　　真正有记载的是宋代火锅。宋人林洪在其《山家清供》中提到吃火锅之事，即其所称的“拨霞供”，谈到他游五夷山，访师道，在雪地里得一兔子，无厨师烹制。“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浸油）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半吊子），候汤响一杯后（等汤开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涮）熟，啖（吃）之，乃随意各以汁供（各人随意沾食）。”从吃法上看，它类似现在的“涮兔肉火锅”。

　　直到明清，火锅才真正兴盛起来，清烹饪理论家袁枚《随园食单》中已有记载。当时除民间食用火锅外，从规模、设备、场面来看，以清皇室的宫廷火锅为最气派。清帝王的冬季食单上写有：野味火锅、羊肉火锅、生肉火锅、菊花火锅等。锅具形式已有双环方形火锅、蛋丸鱼圆火锅、分隔圆形火锅等。清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办了530桌宫廷火锅，其盛况可谓中国火锅之最，详情《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有载。1796年，清嘉庆皇帝登基时，曾摆“千叟宴”，所用火锅达1550个，其规模堪称登峰造极，令人惊叹！

　　重庆火锅出现较晚，大约是在清代道光年间，重庆的筵席上才开始有了水锅。四川作家李颉人在其所著的《风土什志》中说，四川火锅发源于重庆。他写道：“吃水牛毛肚的火锅，则发源于重庆对岸的江北。最初一般挑担子零卖贩子将水牛内脏买得，洗净煮一煮，而后将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块，于担头置泥炉一具，炉上置分格的大洋铁盆一只，盆内翻煎倒滚着一种又辣又麻又咸的卤汁。于是河边、桥头的一般卖劳力的朋友，便围着担子受用起来。各人认定一格，且烫且吃，吃若干块，算若干线，既经济，又能增加热量……。直到民国二十三年，重庆城内才有一家小饭店将它高尚化了，从担头移到桌上，泥炉依然，只是将分格失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也改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人的口味。”他对四川火锅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比较具体的描述。另外有一种说法，说四川火锅起源于川南江城泸州，且有证据：重庆火锅较集中的地方是小米滩，据说以前长江边上的船工跑船常宿于小米滩，停船即升火做饭驱寒，炊具仅一瓦罐，罐中盛汤，加入各种菜，又添以海椒、花椒祛湿，船工吃后，美不可言。这食欲便沿袭下来，传至重庆扎根，并渐丰富，成为川人特有的美食。

　　根据李老的记载，可说川味火锅发源于重庆，经过饮食界的不断改进，色、香、味独具特色，因此重庆火锅或山城火锅最负盛名。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火锅特别兴旺，许多外省人也爱上了火锅，有的人甚至吃上了瘾，军政要人宴客多以火锅为席上珍肴。如国民党的军统头目戴笠就曾经摆过五百人的火锅宴以示阔绰。一些金融巨头宴客也不到大餐馆，而上火锅店，认为吃火锅既能开胃又别有风直到。当时文化界的名流（作家、演员、画家）也成了火锅店的座上客。如电影界的名导演谢添就是一个爱吃火锅的“老饕”。由于市场的变化，火锅从沿街摆摊，改变为开店营业。抗战初期，重庆新开的火锅店很多，大街小巷都有火锅店，不仅专业火锅店愈开愈多，就连一些冷饮店、咖啡馆、大餐厅也经营起火锅业务来。当时最有名的火锅店是临江门杨海林开的“云龙园火锅店”和杨述林开的“述园火锅店”、保安路兰树云开的“一四一火锅店”、五四路杨建臣开的“不醉无归火锅店”，还有在南岸海棠溪桥头由李文俊开的“桥头火锅店”。这些火锅店之所以在当时能扬名山城，一方面是设备较好，座场舒适。店内设瓷面圆桌或方桌、矮桌配矮凳、高桌配高凳（这也是火锅经营之窍门，因解放前重庆的妇女多穿长旗袍，坐高凳才方便），每桌只坐四人，桌面中央挖一个圆洞，放入泥水炉，卤汁用的是铜锅或铝锅盛装，装菜用的是金边瓷盘，有的店还备有冰柜。另一方面是服务周到，每桌均定有专人制作卤汁（以求味正，食时注意适时添加卤汁，为换了顾客即时换卤汁）。此外，还有专人管理炉火。加炭也很讲究，一般不在桌上加生炭，而是先把炭烧红了再加进炉膛，避免了烟、灰。每桌配有茶壶、茶杯，让顾客边吃火锅边喝茶，以解油腻。在烹调方面十分讲究选料。如用牛内脏必须是水牛的肚、肝、腰；用牛肉也应是黄牛的背柳肉、红包肉（牛腿上的净瘦肉）、和尚头肉；吃鱼必须用活鲫鱼；掺入卤水的同时还要掺入老荫茶；甜料不用冰糖而用醪糟汁；调肠、调蘸碟都不用味精而用原汁原味。素菜只用豌豆苗、白菜心、黄葱、蒜苗而不用菠菜，特别禁用豆腐（认为豆腐坏卤水），血旺可以用，但不算营业收入，是作为工人们的小费。毛肚要剔去梗子和底板，专用叶子部份，切成二指宽约10厘米长的块子。

　　抗战时期一些曾在重庆居住后移居到台湾的同胞，在离开重庆数十年后，仍然忘不了重庆的火锅。他们多次在台湾的报刊上发表怀念川味火锅的专文，有的称当年由怕麻竦到习惯麻辣，再到喜欢麻辣是川味火锅入门的“三部曲”。有的人还写下当时流行的一首小诗：“朝天门、楷杷山，火锅小汔店，伴我八年度磨难，饭菜麻辣香，雾都印记难消散！”几十年都还念念不记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川味火锅”，可见火锅的吸引力是多么的大。

　　解放后，重庆的火锅业一直兴盛不衰。

　　“毛肚火锅”、“清汤火锅”，同时还有将两味火锅融为一锅的“鸳鸯火锅”，此火锅在1983年全国烹饪名师表演鉴定大会中大受赞誉。制作厨师获得了优秀厨师称号。近年来，重庆的火锅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在制卤、用料、吃法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毛肚火锅”已经成为重庆最著名的风味小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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