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地是哪个“南阳”？

试想，如果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陈寿能对《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这样与当时行政区划明显不符的错误记述视而不见吗？对前史中因行政区划变动而产生名称、归属变化的地名进行必要的注释，是史学家的基本常识。依陈寿这样著名史学家的水准是不会犯这样的遗漏的。事实可能只有一个，就是陈寿认为“南阳”就是南阳，他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没必要再注释。试观《三国志》全书，陈寿在地名使用上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还有吗？如果没有，他怎么可能在整部《三国志》中他最尊重的人物，又是该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存世文献《出师表》上有这样不明不白的失误呢？

东汉末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江为界，襄阳与隆中均在江南，不属南阳。同时，襄阳时为荆州治所，是一个大城市水陆码头。按人们一般习惯，总是会将距自己最近的一个大城市作为自己生活居住地的代表地，所以居住在襄阳的人没必要去附会百余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大城市南阳。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南郡、襄阳郡、南阳郡三郡泾渭分明，今隆中已属襄阳郡。再50年后，陈寿著《三国志》时，西晋又在南阳郡和襄阳郡之间设立了义阳郡和南乡郡，襄阳和南阳愈离愈远了，西晋时的南阳郡范围很小，基本上指的就是今南阳市区及周边几个县了。所以，《出师表》中提到的“躬耕于南阳”，从西晋以前的史料来看，所指的只能是今南阳城区一带，最起码，我们从《三国志》本身以及此前的史书中很容易就能找出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南阳是指宛城的旁证，但却找不到任何一条今隆中地区能以“南阳”代替的旁证。从这个角度看，隆中当时是否属于邓县，习凿齿以后的史书怎么记载，宛县当时是否为曹魏所在，诸葛亮的亲朋好友在什么地方，谁先建的庙，后世什么名人题过什么词都是无足轻重的了。

如照《新三国》的戏说，“襄阳说”怎么再去圆“躬耕于南阳”这句名言呢？在这里，徐庶讲的是襄阳城外，诸葛亮却说那里是南阳，有这样的道理吗？由此可见，许多伪史大概就是这么不经意间造出来的.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南阳，持南阳说的讲就是当时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阳市区。因为诸葛亮及《三国志》中从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阳”的话语。而持襄阳说的则认为这个南阳指的是隆中，主要理由有四：(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二)诸葛亮躬耕于邓县，邓县归南阳郡管辖；(三)宛县为曹魏集团占领，刘备不可能前往曹操的占领区自投罗网；(四)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许多名士师友，他的亲属也全都居住于襄阳。这些观点最后发展到了对南阳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注释：“南阳，郡名，在现襄阳一带”。“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以至于武断地说，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希望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寿写《三国志》时没有想到诸葛亮的影响在后世会如此之大，因一个地名会争得如此激烈，否则，在此语后加上“宛城”或“隆中”、“襄阳”等字眼，也就不会再有今天的争论了。但既然已经如此，《三国志》只告诉了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今天去解读诸葛亮的躬耕地时，也只能从这一句话切入。我相信，诸葛亮本人和随后的陈寿先生在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之所以这么讲，在当时，即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南阳的地理概念应该是很明确的，是不会引起歧义的。只是后来人作注释时，模糊了这个概念，引申出了新的分歧。应当指出：“襄阳说”的主要理由之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本身就不准确，《后汉书》、《三国志》就从未有过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任何记载，只是《三国志》问世后的百余年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提出的：“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之后，才以讹传讹形成了襄阳说的主要观点。这也是目前“襄阳”、“南阳”两说学者纷争的主要起因。所以，我们今天重辨这个问题时，应排除汉晋以后相关此事所有有争议的观点，釜底抽薪，让历史回归到没有争议的汉晋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本身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后世两说均认可的史料中去，根据其行政区划的沿革，重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辨南阳究竟是指何处?

既然我们的切入点是“襄阳”、“南阳”两说学者都肯定的“躬耕于南阳”这句话，那么，东汉三国时的今隆中地区是否属于南阳?在当时的典籍中，南阳和今隆中地区是否同一个地理概念?在《三国志》同期的史料中，能否证明南阳指的就是宛城?就成了解开这个悬案的唯一途径了。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

一、东汉末年，即诸葛亮躬耕南阳时今隆中是否属南阳郡？《后汉书》记载的阿头山是否今日襄阳的隆山或万山？

东汉时，行政区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南阳郡、南郡均属荆州。《后汉书•郡国四》载：南阳郡，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酂、邓、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三十七县。南郡，十七城，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一，口七十四万七千六百四。辖江陵、巫、秭归、中卢、编、当阳、华容、襄阳、邔、宜城、鄀、临沮、枝江、夷道、夷陵、州陵、很山。南阳郡、南郡隔汉水相望。张衡的《南都赋》讲：“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就是南阳郡的地理状况，也是南阳名称的来历。就连提出隆中说的襄人习凿齿在《襄阳记》中也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郧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古隆中位于襄阳县城西20余里，居汉水之南。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而在《后汉书•郡国四》的南郡条下载，南郡辖17城，襄阳是其一，书载“襄阳有阿头山”。《后汉书•岑彭传》：“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即此。今襄阳城西无阿头山之名，只有万山即隆中山，隆山是阿头山的后起之名，隆中即隆山之中。可见，此时的襄阳县不属南阳郡，今隆中在汉江南岸的襄阳县阿头山。因为我们从《三国志》以前的史料中找不到隆中这个地名，同样也找不到阿头山属南阳郡管辖的任何史料。而隆中一词最早出现是东晋的《汉晋春秋》。至于“襄阳无西”，“南阳郡邓（城）县与南郡之襄阳县是以襄阳城西十一里之万山划界”的说法，则是后人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的郡县分界推演出来的，这些后世的史料目前均无法推翻“襄阳有阿头山”之史实。

其实，从地图上看，汉水是由西北偏北的方向向东南偏南的方向汇入长江的，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其东西走向只有从山都至襄阳约百余公里的一段，而南郡和南阳郡的划分也只有这一段史书上讲的最为清楚，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在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区域，两郡任何跨汉水管辖的记载西晋以前的史书中都没有。而在《后汉书》中有关襄阳纷争的记载却都是以汉江为界的，如《刘表传》载：“时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这里面两次提到襄阳，即“北守襄阳”、“江南悉平”毫无疑问均包括今隆中地区。

的确，在南阳、南二郡以汉水南北划江而设，况且南郡先于南阳郡设立的大前提下，将汉江南今隆中的一小块地方硬说成是江北邓县管辖的立论是有悖于中国传统行政区划划分原则的，因此最近有湖北学者提出今隆中应属当时南阳郡的山都县管辖，不属邓县的新论。此说较前说有更合理的成份，但也有许多问题，后文再述。（另外，关于邓县是否能隔过山都县和朝阳县管辖今隆中地区的问题，学者已有较多论述，本文不议。）

二、诸葛亮写《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今隆中地区此时划归何处？

由于行政区划经常变化，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即追述历史时，除必要时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书时的地名注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一点《三国志》的作者也不例外。三国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出师表》，而此前建安十三年(203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设襄阳郡，“统县八”。管辖南郡的襄阳、中庐、邔县、宜城、鄾县、临沮，又辖原南阳郡的山都和邓县。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在江北设立过襄阳郡，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尽管关羽并没有走马上任，但在刘备及诸葛亮的心目中，依襄阳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设郡也是迟早的问题。既然襄阳20多年前已升格为与南阳郡平行的地位，按常理，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再将襄阳城外此前不论是否属于邓县或山都县的隆中说成是南阳，就像今天的清丰、南乐县人说自己是河北人，武安、临漳人说自己是河南人一样不合情理了(新中国成立前清丰、南乐等5县属河北省，武安、临漳等5县属河南省)，这一点，在《三国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如《蜀书七•庞统传》：“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蜀书九•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蜀书十一•向郎传》：“向郎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而同时的南阳人黄忠、文聘、韩暨则注明为：“字汉升，南阳人也。”“字仲业，南阳宛人也。”“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均见《三国志》)。古人籍贯，向以郡望为主，即郡在前，县在后，郡治地也可以只书郡。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邓县此时属襄阳郡，不论今隆中是否属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着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的南阳混为一谈。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

三、陈寿著《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

陈寿（233~297年）写《三国志》为泰始十年(274年)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197至207年)已近70年，如全用70年前年的区划，必然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观全志，陈寿用的基本是西晋初年的区划和地名。而在晋太康年间(280至289年)，三国归晋后的晋武帝分南阳郡南部的今新野、邓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枣阳、随州等县设立义阳郡，治所新野。又将建安十三年划归襄阳郡的古邓县分置邓城县，辖今樊城一带，归襄阳郡。邓县则归义阳郡。分南阳郡西南的今西峡、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县、老河口一带设南乡郡。加上原先已设的襄阳郡，《晋书•地理志》所载如下：“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其中邓城县为新置）。南阳国，秦置郡。统县十四，户二万四千四百。宛、西鄂、雉、鲁阳、犨、淯阳、博望、堵阳、叶、舞阴、比阳、涅阳、冠军、郦。顺阳郡，太康中置。统八县，户二万一百。酂、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于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的前三国时期的许多人物籍贯，均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标注的。如：“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等等(均见《三国志》)。在东汉末属南阳郡的新野，在标注人物籍贯时，陈寿从未用东汉三国时期的区划标明为“南阳新野人”。而在《后汉书》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为“南阳新野人”，如邓芝的先祖邓禹为“南阳新野人”、阴识“南阳新野人”、樊晔“南阳新野人”、曹节“南阳新野人”等等。另外，上文中提到的诸多襄阳人也从未用南郡襄阳人标注。但在《后汉书》中，凡襄阳人均注明“南郡襄阳人”，如《逸民列传》中的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庞德公乃庞统之叔，他所著的岘山襄阳俗称“三岘”，包括岘首山（下岘）、望楚山（中岘）、万山（上岘）。万山即今天的隆中山，与襄阳岘山烟雨相望。而在东晋《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已“由南郡襄阳人”改为“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由此可见，陈寿以及习凿齿都是以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既然此时期的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淯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连今天的邓州、唐河、新野都不辖了。同时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南乡郡，那么，将襄阳和南阳混为一谈更是匪夷所思了。退一步讲，现有争议的今隆中地区即便时属邓县或邓城县、山都县，区划也都在襄阳郡和义阳郡，那么，今隆中也应随当时的区划为“义阳邓县”或“襄阳邓城”、“襄阳山都”，而绝不会是南阳。

四、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南阳能否指宛城?

的确，在东汉三国时，南阳是一个郡名，如《魏志•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所以，在《三国志》里，凡在南阳郡内发生的事件，具体地点多数标注的很清楚，如《魏书一》：“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张绣降，即作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等等。这里的宛，就是南阳郡治，即今天的南阳城区。但不可否认为的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将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名称屡见不鲜。如《后汉书•地理志》载：“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铁官。莽曰南阳。”王莽是第一个把南阳这个名字冠于宛城头上的。自此以后，南阳一指南阳郡，也指宛城。《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同样，南阳与宛城以及襄阳与州治荆州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魏书六•刘表传》：“是时山东兵起，(刘)表亦合兵军襄阳。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刘)表(荆)州，使坚攻表。”这里的襄阳一个地名就用了两个名称，一是作为县治的襄阳，一是作为荆州治所的(荆)州。与此相对应的，袁术此时所在的宛城，仅用南阳代之。又如《吴书一•孙坚传》：“荆州刺史王睿素遇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这里的荆州就是襄阳，南阳就是宛城。另外，曹操困于宛城是三国时很著名的历史故事。建安二年(197年)，“(张)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曹操)南征，军清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魏书八》)。此传中用的是宛，但在《魏书十•贾诩传》中用的却是“张绣在南阳。”

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不会只用南阳一词替代。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如果找不到，那么“南阳就是隆中”这样离奇的结论，要么是后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测，要么就是伪证。

五、诸葛亮《后出师表》中也提到了南阳，这个南阳是指宛城无疑。

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27年），《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28年），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千年？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

当然，《后出师表》也有真伪之争，但《后出师表》最早却是出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伪托说认为是诸葛乔（204~229年）写存，诸葛恪（203~253年）钩致，这两人是诸葛亮的侄子，均与诸葛亮同时在世，不论真伪，他们与诸葛亮在南阳地名的认知上也应该是一致的。另外，裴松之认为《后出师表》出于张俨《默记》，张俨与诸葛亮同期稍晚，做事严谨，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后人伪托，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收进《默记》。当然，《后出师表》的真伪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不可否认的是，诸葛亮也好，与他同期在世的诸葛乔、诸葛恪、张俨也好，对两表中均使用的“南阳”一词都没有歧义。所以，“襄阳说”要否定《前出师表》“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是宛城，就必须首先否定《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也是宛城，否定《后出师表》，否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千古名言。否则，前后出师表中的“南阳”之记载在“襄阳说”中的矛盾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六、假设今天的隆中地属南阳郡邓县，那么在《三国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阳代替，或暗指呢?在诸葛亮眼里，近在咫尺的襄阳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按一般的习惯，生活在大城市辖区内的边远小县的人对外声明自己的居住地时，可以只说大城市名或大行政区名，就像一个在今天淅川县工作的人可以讲自己是“南阳人”一样。但问题是，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并非是个边远小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就有“楚之北津戍”之名。上通秦陇，下控汉沔，东瞰吴越，西遥川陕，历为“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的南船北马交接之地。东汉灵帝崩，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治所由汉寿徙至襄阳。从此，襄阳地位愈加重要。刘表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所以，在《三国志》中，凡是关于襄阳的记载都非常明确。如《魏书二十六》：“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魏书十四》：“关羽围樊、襄阳。”《吴书•鲁肃传》：周瑜在病危之际给孙权的遗书提出了“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战略计划，襄阳地位与巴郡相等，是周瑜计划在汉江以南与已占领南阳的曹操相抗衡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三国志》中，连襄阳、樊城距离这么近的城市都分得清清楚楚，襄阳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怎么可能到了诸葛亮这位精细的军事家、地理学家的手里就讲不清了?不提近在咫尺的襄阳，而非要去附会200余里外的南阳?假如诸葛亮在离襄阳仅20余里的地方生活了10年，却对近在咫尺的政治经济中心荆州州治、并与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襄阳城无动于衷，只字不提，那今天的襄阳人对这段历史也是应该反思的。所以，笔者认为，诸葛亮在率军出师前，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向后主刘禅追忆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样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事件时，一定是百感交集，斟字酌句，为什么非要用“南阳”和“草庐”，而不用“襄阳”和“隆中”?今天看来，绝不仅仅是一个区划归属问题，而是他对这两个地名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诸葛亮不是对襄阳没有感情，那里毕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确实不在那里，只能提南阳而已。

再者，诸葛亮早年生活的时代，正值东汉末季，战乱纷起，群雄割据，原有的行政区划早已被军阀们的实际占领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人们不大会继续遵守传统的郡县之制，只会以实际的归属或比较精准的地名来称谓自己的所在。从当时的势力范围看，以襄阳为中心的一块不算太小的区域是属于刘表的，在谈及襄阳周边地区时只能附会襄阳，即便今襄阳隆中原来属于南阳郡邓县，在当时无疑也是刘表的统治区域，如果刘表连这块仅距襄阳20里的地方都控制不了，使诸葛亮这样的名士在讲述自己生平事迹时对其视而不见，就无法称得上是较强的军阀势力。试想，假如诸葛亮真的是在远离南阳240华里，而距荆州州治襄阳仅20华里，且属于刘表统治区的地方躬耕，那么他只能称自己是躬耕于襄阳，而不会毫不含糊地说“躬耕于南阳”。

七、习凿齿并未说过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或三顾草庐之地，只是说隆中是诸葛亮的家、故宅。

我们不能否认，习凿齿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的《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史书记载了大量不载正史的史料，补充了《三国志》史料的许多缺失和简略，同时，他也是迄今距三国时期时间最近的史学家。习凿齿(？～383)，字彦威。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习凿齿多才多艺，少有志气，博学广闻，以文笔著称。与清谈之士韩伯、伏滔相友善。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汉晋春秋》亦为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他在《汉晋春秋》中所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另外，《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荥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正是这些记载，引发了“襄阳”、“南阳”两说的争端。后来，《水经注》、《三国演义》等根据他的记载，才逐步演变成“躬耕隆中”、“隆中对”等观点来。

本来，笔者所议原不打算包括《汉晋春秋》在内的有争议的史料，但习凿齿虽晚于诸葛亮150余年，毕竟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之。首先，他肯定了“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隆中凭吊孔明故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论述了孔明志在复兴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风。在他的著作中，还收录了孔明的《后出师表》，对考证此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不应妄加非薄。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习凿齿关于诸葛亮故居的记载，可以发现均没有“草庐”、“三顾”这样的关键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诸葛亮确实在襄阳生活过很长时间，诸葛亮生于光和四年（181年），8岁时丧父，兴平二年（195年）与弟弟诸葛均一起随叔父刘玄投奔刘表，首先到的就是襄阳，在此与许多名士游学往来，并在襄阳娶妻黄氏。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故，诸葛亮不愿意依附刘表，便与弟诸葛均又躬耕于南阳。在襄阳隆中期间，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主要也是躬耕，同到南阳以后一样，因为在当时许多未入仕的名士中，这种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载：“庞德公，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沔水上，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隆中是诸葛亮在襄阳的家，是故宅，南阳卧龙岗是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其弟不愿依附刘表重新寻找的躬耕之地。《大明一统志》把两者的关系讲的最为准确：“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这一观点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取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讲的较为清楚“(徐)庶曰：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卧龙先生。……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玄德如梦初觉。引众将（由樊城）回至新野，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这样，习凿齿的“亮家于隆中”与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就很容易解释了。

襄阳
　　诸葛亮隐居的隆中、草堂，在今湖北襄樊市(东汉末年的襄阳)城西20里处。从历史形势和文献记载看，都是绝无问题的。
　　一、《出师表》一文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然而《出师表》一文中说指的南阳为东汉的南阳郡，非今天的南阳市，南阳郡作为帝乡，其面积远比今天的南阳要大，直到襄阳城外，所以尽管隆中就在离襄阳20里的地方，当时仍然属于南阳郡的辖地，所以诸葛亮才自称躬耕于南阳。
　　二、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驻兵襄阳。当时北方因董卓之乱，文人学士南依刘表的"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这些人帮助刘表“起立学校”、“撰五经章句”。他们都住在襄阳，不在南阳。

　　二、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往依刘表，大约在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后，袁术署诸葛玄豫章太守为朱皓所逐是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诸葛亮随诸葛玄往依刘表只能在兴平二年冬以后．即公元196年或以后。初平元年到四年(公元190-193年)，南阳是在袁术占据下的(《后汉书•袁术传》)，其后张绣占有南阳。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前，张绣和刘表的关系虽然尚称友好，但诸葛亮决不会在兵荒马乱中住在南阳。建安四年，张绣投降曹操，南阳为曹操所有，诸葛亮更无隐居南阳之理。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即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刘备往请诸葛亮出山，在隆中草堂长谈，此隆中只能是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不会是别的地方，更决不会是远在数百里外、已在曹操占据下的南阳。如诸葛亮是在南阳，刘备决不敢去自找杀头之祸。曹操也决不会放诸葛亮去帮自己的敌人刘备的。
　　三、关于诸葛亮隐居襄阳城西的记载，都是可信的。
　　(一)王隐《蜀记》：“晋永兴(公元304-306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据《晋书•刘弘传》：“太安(公元302-303年)中，张昌作乱，转……荆州刺史，率前将军赵骏等讨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进据襄阳。”可见，上引＜蜀记＞李兴文中的前三句乃记刘弘受命平张昌事，时刘弘“自方城至宛、新野”，即在“沔之阳”。而后两句记刘弘“进据襄阳”以后事，这才登隆山，“至隆中，观亮故宅”。王隐，东晋初人，史学家。
　　(二)《晋书•习凿齿传》：“习凿齿，襄阳人也。……既罢郡(原为荣阳太守)归，与秘(桓温弟)书曰：‘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每定省家舅，从北门人，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
　　(三)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既是襄阳人，又是史家。他去诸葛亮不过100多年，他的话，是可信的。
　　(四)郦道元《水经注•沔水注下》中“沔水又东迳隆中”条注：“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刘弘字， 《晋书》本传作‘和季’)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李兴一名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此条可与上引(一)对照起来读。文献记载，足以证明隆中、草堂是在襄阳，即今城西之隆中是无可怀疑的。在汉代，襄阳属于南阳郡管 ，明代以后，隆中才划归襄阳，1950年才有襄樊之称，源于其辖区的襄阳和樊城。
　　还有，2007年4月13日湖北襄樊隆重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 国家旅游局、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物局有关领导参加了庆典大会。国家文物局发来贺电。

当然是今南阳的卧龙岗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史书记载还有无耻的人要篡改历史？
那些为了点私利必定历史的人让遭世人唾弃，永远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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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之一：

《三国志》正史记录

正史《三国志》记载了诸葛亮上疏后主的《前出师表》，在此文中，诸葛亮表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我本是一个平民百姓，在南阳自耕自食，只希望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面前闻名显达。先帝不嫌弃我身世低贱，竟屈驾相访，向我征询天下大事，这使我很受感动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 这一段话出自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中，可称为第一手材料，是无可非议的，因而，它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最可信的证据。

证据之二：

诸葛亮在《黄陵庙记》中自述在南阳躬耕

在《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一文中，诸葛亮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

黄陵庙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诸葛亮奉命领兵进军益洲，船队进到西陵峡，他登岸看到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庙，原来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庙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诸葛亮感慨万千，即派人“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庙宇建成后，即撰写了《黄陵庙记》，并刻碑铭记。在碑文中，诸葛亮说了上述的那一段话，即“我在南阳躬耕着田地，承蒙先主刘备三顾草庐访我......”这一段话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是一致的，因而，这也是诸葛亮躬耕南阳最可靠的证据。

证据之三：

隋开皇“断石幢”称孔明居南阳躬耕

《中州杂俎》记载，诸葛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据《叶县志.陵墓》称：“开皇断石幢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中所记”。今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有诸葛庙遗址，东有诸葛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竖立在妇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

由上文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父辈（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迁徙南阳叶县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辈死后，诸葛亮即移居南阳躬耕。

证据之四：

晋代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清朝末年，南阳方城拐河镇群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亩乐如何，吃也靠着，穿也靠着；力勤粪多做生活，麦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丰也不错，凶也不错~~~”。其落款为：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尚书仆射和浴手敬书。

《躬耕歌》文词朴实无华，雅俗共赏。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闪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远，与三国相近；二是系东晋名宦顾和手书，有较高的声望；三是出土在南阳，且至今保存完好。这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证据之五：

“三顾桥碑”证明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卧龙岗

刘备三请诸葛亮是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这是与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关的问题。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时先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徐庶向刘备推荐了人喻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于是就发生了“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具体发生在哪里呢？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驾，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古今图书集成》“南阳府”古迹部分曰：“诸葛庐，府城西南七里卧龙岗，昭烈三顾处，有词，春秋祀焉。”

刘备当年屯兵新野，来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必经梅溪河桥。该桥原本是一座极普通的小桥，因刘备“三顾茅庐”时经过此桥，世称三顾桥，至今约有1700年历史。清代在旧桥的基址上修建为石板桥，1968年由于城市扩建，又将此桥改修为水泥结构的拱券桥。

“三顾桥”在历史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康熙壬辰年编修的《龙岗志》中云：“三顾桥在南阳府城外西南三里许，离卧龙岗亦三里许，汉昭烈帝三顾草庐经此，因名。”令人惊喜的是2003年元月6日，在卧龙区棉花加工厂院内的建筑垃圾中发现了一块“三顾桥”残碑。碑文曰：“…三顾口更有义焉，三顾者昔刘主顾草庐而谒诸葛者也，后来汉室所由兴亦始，不假此桥谒诸葛之路乎，虽谓先人之遗迹，即今人往来所利便也。但历年久远，倾危将至，谁忍坐视不为之此乎，口口是桥修以流芳于不穷……”。此碑虽残，发现于卧龙路三顾桥之侧，已显露出的部分碑文足能说明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三顾桥残碑是南阳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它确凿无疑地证明，历史上的“三顾桥”确实存在，它用实物证明了刘备“三顾茅庐”就发生在南阳卧龙岗。进而为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提供了实物佐证。

证据之六：

晋李兴撰《祭文》在南阳祭祀诸葛亮

西晋惠帝时，为纪念先贤，曾命令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与李兴一起到诸葛亮故宅祭祀。为此，李兴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李兴为刘弘代写了《祭诸葛丞相文》，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然而，“襄阳说”抓住这篇《祭文》断章取义，认为“于沔之阳”就是在襄阳诸葛亮故居。其实，这是误解，古时人们俗说“山南水北谓之阳”，此处说的“于沔之阳”，是指在沔水以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活动，并不是沔南的襄阳故宅。

证据之七：

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

亮初亡，人们怀念其功德，“遂因私祭之于道陌上”，随后，步兵校慰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求立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后主乃从之。黄权则是最早在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的人。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刘备袭取益洲后，任用其为代理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后，任权为治中从事。刘备在蜀称帝后，欲报荆洲失守、关羽被杀之仇，将伐东吴，黄权竭力劝阻，但刘备不从，一定要率兵亲征。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后来，伐吴果然失败。黄权因“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故而降魏。先主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黄权与刘备及诸葛亮有着浓厚的感情，尤其对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他经常在魏国官僚中称颂诸葛亮。司马宣王曾给诸葛亮写信说：“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当权听到故国丞相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不胜悲痛，即和南阳同乡人在诸葛亮躬耕过的卧龙岗，修建了一座诸葛庵，因时节进行祭祀活动。

证据之八：

诸葛亮为其弟在南阳娶妻

《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取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立于山东临沂访坞村的《诸葛氏祖碑文》》载：“我葛氏家琅琊，迁于南阳，食禄为诸，以官为姓。”

现存的《琅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称：“亮生于琅琊，迁居南阳，官于西蜀。”该宗谱还：“诸葛亮次孙诸葛京次子（诸葛）冲携眷复归故里，又还琅琊。

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执由来已久，其中中学课本的一个注释是导火索。而记者19日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了解到，为避免进一步造成误解，新版教材中已修订了该注释。
去年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第六册的第23课《出师表》一文注解中，把“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解释为“在现在襄樊一带”。而“躬耕地”之争由来已久，南阳的卧龙岗和襄樊的隆中相距120里，都声称诸葛亮曾在本地隐居。
7月18日，襄樊某报披露了襄樊市为了使《隆中对》重返中学课本所做的种种工作。在报道中一位学生家长说：“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不会再有襄樊、南阳之争了，毕竟教科书上已经把这事说得很明白了。”该报道被南阳媒体转载后引起强烈反响，南阳各界决定予以反击。
南阳市博物馆馆长张晓刚认为人教社的注释很不妥当，他认为，一个史学家讨论的问题，写到教科书上，无疑会对学生产生误导，南阳的师生尤其不能接受。
而襄樊市社科联主席刘克勤则认为这个问题已成定论，没必要再争论。他说：“当年国家在界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南阳被评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因为有武侯祠，襄樊被评为历史文化城，是因为诸葛亮故居在襄樊。”
19日下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位编辑告诉记者，为避免误解，人教社在去年年底之前便对教材进行了修订。
记者看到了这本尚未发行的新课本。在第23课《隆中对》中，对隆中的解释是“隆中，地名，现在湖北襄樊。”第24课《出师表》中，对南阳的解释是“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
该社编辑向记者列举了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1979年版的《辞源》等史料，这些史料中均采用了“诸葛亮隐居襄阳隆中”的说法。

历朝历代名家各有各的说法
三国时期 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上刘禅的《出师表》中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是关于其躬耕地的最早也最为可信的记载。
西晋时期 《三国志》作者陈寿、《诸葛武侯文》作者李兴，均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持肯定态度。
东晋南北朝时期 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唐宋时期 持南阳说者，如刘禹锡《陋室铭》云：“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杜甫《武侯庙》曰：“不复卧南阳。”李白于开元年间游襄阳、南阳，并在襄阳写下了《襄阳歌》，在南阳写下了《南都行》，《南都行》里写道：“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持襄阳说者，如曾巩《隆中》诗云：“孔明方隐时，息驾隆中田。”
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 清代南阳知府、湖北人顾嘉蘅为平息南阳、襄阳“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写下了“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的对联。

　　南阳历史文化悠久，人杰地灵。南召杏花山猿人遗址及多处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化石、器物表明，远在几十万年前，人类祖先己在这块土地繁衍生息。约七八千年前，先民们以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明。周代天子非常重视这片富庶的土地，曾分封了申、吕、谢、郦、蓼、曾、鄀、许等诸侯国。春秋时楚设宛邑，到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272年）“初置南阳郡”时，才开始使用“南阳”这个名字。至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朝代屡经更迭，区划不断变改，但南阳这一地名，一直被保留着沿用着。在历史的长河里，愈来愈丰富了她的涵义，在时代的演进中，充分显示着她坚强的生命力。在这块土地上，养育着广大劳动人民，并出现不少伟大人物，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为社会创造了一定财富。因而，使南阳成为国内外较有盛誉的名地。 “南阳”意思是说它位于伏牛山之南，居汉水之北而得名。南阳得名由来，文献记载较为明确，《资治通鉴·周纪五·赧王四十三年》载：“秦置南阳郡，以在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载：“秦昭襄王取朝地，置南阳郡，以在中国之南而有阳地，故曰南阳，《释名·释州国》载：“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也”。 以上三处记载，虽文字不尽相同，然表达含义基本一致。“中国之南”中的中国应理解为“中原”或“国中”，“南山之南”中的南山即今伏牛山，“中国之南”和“南山之南”的“南”， 都表示这一区域所处的地理方位。而“有阳地”、“居阳地”和“汉水之北”， 则又表示其所处方位具有“阳”性地望特征。我国古代有一条约定俗成的地名命名原则，即“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山南为阳，山北为阴”。 南阳位于汉水之北，又居伏牛山之南，具有方位 “阳”性的双重特征。《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载：“周为申伯国，春秋属楚，战国属韩，秦取韩地赴汉水之北，洛阳颍川之南，置南阳郡治宛，以其在中国之南，居方城汉水之间故曰南阳”。 这充分说明秦置南阳郡时，因其位于伏牛山之南，居汉水之北而得“南阳”这个名字的。 “宛”是南阳最早的地名之一，宛，即反映了“盆地”的地貌特征，又反映了它的生态环境。《说文解字》： 宛，屈草自履也，从宀、夗声。其义：① “四方高中央下”， 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② “屈草自覆”为芳草盖地，植被葱绿貌。春秋初期，南方的楚国日益强大起来，先后向北吞并了汉水流域诸国，吕、申两国也被楚文王所灭。楚国占据这片既有沃野美壤，又有江河之便的土地之后，便在这里建置宛邑，作为问鼎中原的基地。宛之名，即自此而始。其后，宛由地域名，演变成为“宛城”、“宛县”、“宛州”、“上宛县”等，时至今天，“南阳市”和“宛城区”均以“宛”为其约定俗成的简称。

　　截至2005年12月31日，南阳市辖3个市辖区、10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全市共有16个街道、116个镇、93个乡。 地区 面积/平方千米 人口/万人 邮政编码 政府所在地址
　　卧龙区 1007 87 473003 区人民政府驻梅溪街道七一路
　　高新区 25 12 473000 功能经济区，非行政区
　　宛城区 880 81 473001 区政府驻东关街道建设路
　　邓州市 2294 160.5 474150 市人民政府驻花洲街道办事处
　　南召县 2933 60 474650 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方城县 2542 98 473200 县人民政府驻凤瑞大道
　　西峡县 3453 42 474550 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镇平县 1490 94 474250 县人民政府驻雪枫街道办事处
　　内乡县 2465 62 474350 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淅川县 2798 73 474450 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社旗县 1203 64 473300 县人民政府驻赊店镇
　　唐河县 2497 125 473400 县人民政府驻地滨河街道办事处
　　新野县 1056 73 473500 县人民政府汉城办事处
　　桐柏县 1941 43 474750 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