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史学叙述中,帝辛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相关典故有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但后世对此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对帝辛的指控,包括听信妇人的话而对祖宗的祭祀不问、轻视并遗弃同祖的兄弟不用而只重用四方重罪逃亡的人、对百姓暴虐无道等。而随着时间推移,文献中记载的纣王的罪行越来越丰富、具体。这些罪行,引起后世部分学者的置疑与反驳。
有观点认为,帝辛的罪行中有很多想象、附会的因素,并且是逐渐累积而成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指出:帝辛的罪恶,应该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过分,是人们把所有的曾经见过的或是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作为失败者的帝辛的头上,所以说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借此证明帝辛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近代史学家、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撰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列举纣的罪行,其中出于《尚书》六项,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流传下来的纣恶事实上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有论者认为,对帝辛的某些罪行可以做不同于传统的理解。例如,所谓帝辛爱酗酒,无非殷人本好酒,而帝辛酒量或许特别大些。所谓听信妇言,亦是人们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本就活跃,不乏武丁时代妇好那样的巾帼英杰。 商、周的文化存在差异。后世不仅沿用周政权的说法看待帝辛,而且还沿用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商文化下帝辛的举动,这也成为对帝辛负面评价虚增的原因。
是一个好人,但是身不由己,结果成为暴君和诱惑人心的王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