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论述“中国方案引领全球化发展”中的方案有哪些

第一，加强国内治理，奠定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国内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治理水平决定着一国对外战略的空间和成败。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大而不强、将起未起”的爬坡期，各种问题和风险不断交织、相互叠加。只有不断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持续提升国家的软硬实力，才能更好地开展对外交往，参与全球治理。具体到对新型全球化的引领，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在理念供给、政策执行、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使得中国的倡议和行动能够真正改变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衡与不公，从而激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

第二，凝聚政治共识，纠偏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错误认知。政治行动的前提在于确立共识，新型全球化首先需要寻找到国际社会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必须向世界阐明当前世界的矛盾和危机，根源不在全球化，而是战争、贫困和疾病，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治理赤字和道义缺失。因此，一味抵制全球化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重新关起国门更不会走向美好的未来。毕竟，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封闭自守和经济民族主义没有缓解世界危机，反而将国际社会拖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为了防止悲剧再次重演，国际社会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积极开放心态拥抱全球化，努力解决全球化过程中不公平、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构建起共同协商、平等参与、普遍受益的全球化新模式。

第三，坚持均衡发展，努力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当前，有些国家和人民对全球化充满愤怒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失衡局面，根子在于全球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得到必要有效的安抚。基于此，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推动全球化的再平衡。在国际层面，权利资源在国家间的分配应更加均衡。应当看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他们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仍严重不足，其合理诉求处在说不出、传不开、没人听的尴尬境地。大力提升他们的国际话语权，进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是新型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国内层面，发展成果应由社会大众共同享有。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力度，通过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来培育社会弱势群体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完善利益补偿和转移机制，使得财富蛋糕能够更加公平的分配，让社会大众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切实好处。

第四，加强机制建设，为新型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一定意义上讲，国际机制的质量决定着全球化的水平和成败。中国参与和引领新型全球化需着力解决当前国际机制在代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严重赤字。首先，积极推动传统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变革调整，以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其次，努力创设新的国际机制。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通过重塑国际规则加强世界互联互通，推动全球包容发展。未来，在反恐、气候、海洋、太空、极地、网络等新兴问题领域将面临大量的机制空白，中国更需要积极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使得全球问题的各个领域有规可依、治理有序。再者，加强各类机制之间的衔接整合，努力消除不同机制之间的隔阂，最大限度释放制度性红利，以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第五，合理管理预期，理性看待中国的全球角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愿意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转型升级做积极贡献。在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兴起的国际大背景下，国际社会也强烈期待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然而，为了更好地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全球角色进行准确定位。其一，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不是另起炉灶。新型全球化不能和现有的全球化彼此割裂，甚至完全对立。其二，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不会一蹴而就。全球化的转型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系统工程，必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其三，中国引领新型全球不搞一家独大。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国际权力普遍扩散的条件下，赢者通吃的逻辑日益不可持续。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努力通过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共同进步，积极开创普遍参与、共同受益的新局面。其四，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不能包办一切。建立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不是中国一家的责任，而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特别需要防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异化为过度承担责任的陷阱。总之，只有准确诠释自己的全球角色，减少不切实际的政治预期，中国在引领全球化的道路上才能做到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