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时间是？

唐代一般每年都设科取士。一般是正月考试，二月放榜

报考的人来自各级学馆者，称生徒，由学馆荐举学成者，送尚书省参加考试；未入学馆而直接来自州县者，称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州县考试及格后，举送到尚书省参加礼部（开元二十四年以前则为吏部）主持的考试（亦称省试）。

明经科主要试帖经，即择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掩其中部分字句，以测试应考者记诵经书的能力。此科主要试记诵，易于应付，三十岁考中的人已经被看作“老明经”了，因此地位不如进士科。隋朝的进士科仅试策，唐太宗时增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又加试帖经、杂文。杂文最初是指箴、铭、论、表之类，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并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考试分上、中、下三等，中等以上为及第，下等即落第。由于举子多而录取名额少，终身不第的居大多数。因为考中进士非常难，一旦登第就闻名士林，所以进士及第被社会称作“成名”，亦比作“登龙门”，意味着可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明法科试律令，明算科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科是选择专门人才，录取后只在和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唐代应考秀才科者极少，及第者屈指可数。

唐代科举考试并不糊名。应考者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进士科的应试者，多在礼部试之前，把自己的文学作品编录成卷轴，投献给主考官及有地位的人物，以表现自己，并争取有力者的推荐。唐初以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贡举。贞观以后，则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所责骂，玄宗以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以后成为定制。也有由其他官员来作主考官的，称为“知贡举”。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彼此互称“先辈”。礼部试一般是正月考试，二月放榜。开元中，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但详覆有时于放榜之前进行，有时于放榜之后进行。放榜之前礼部将录取名单进呈宰相征求意见，称“呈榜”，宰相如不同意，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若遇科场生事，皇帝即令覆试。录取者覆试不中，主考官往往因此被贬官。

贡士如科举考试通过，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出身，尚不能正式入仕。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主要以身、言、书、判选人。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则先以德行取；德行一样，则先取才能。

武则天执政时期，曾进行殿试，并创立武举；吏部试一度糊名。武举之制始于长安二年（702）。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选送于兵部，进行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上述各科考试通过，兵部即可除官给禄，不必如文官须再经过吏部试才能释褐任职。唐代武举亦为常选，但远不如进士、明经等科重要。

隋朝和唐朝前期初行科举制时，曾经起了抑制门阀、奖拔寒庶的进步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举子趋附奔竞的风气，这种风气随着全国吏制的普遍趋向败坏而日益严重。甚至发生过漏泄考题、冒名顶替的科场舞弊现象。尤其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相互援引，结为朋党，大大败坏了宦风。如李宗闵与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并且同年登制科，两人即牛党之魁（见牛李党争）；又如令狐楚、萧■与皇甫■亦有同年之谊，三人遂成穆宗朝的牛党中坚。随着科举制弊端的产生，其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亦大大降低。有的时候，“榜出，率皆权豪子弟”，出现了“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的严重情况。为克服这些弊病，宋代科举考试采取了糊名、誊录等作法。

唐穆宗和敬宗时，都下令“名登科第，即免征徭”。唐武宗时，更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人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经济特权。唐代“衣冠户”是宋代官户的前身。

时间不定的 每次都在秋天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不一定

唐代科举制的实施（1）
唐代虽在政治上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但在文化教育上，尤其在选官制度上却继承了隋王朝的一切优良建制，补充和发展了科举制，使科举制在唐太宗和唐高宗间(即627-655年)的20余年里发展成为一套较为完备的考试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典型，以后各代只是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稍有变易。
唐王朝于公元618年建国之后，李世民君臣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致安之本，惟在 得人”。只有“任官惟贤才”，“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才能加强封建政权的基础，达到长治久安。基于以上的考虑，唐朝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并使这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高祖五年(622 年)的选举诏令标志着以面向社会，自由报考，公开竞争为特点的科举制度的正式建立。
1.考生来源与报考手续
唐代考生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出身的曰“生徒”；二是通过州县地方 选 拔考试而选送的“乡贡”；三是皇帝亲自选中的考生"制举"。实际上考生的主要来源只有二个，即生徒和乡贡。
关于报考的手续问题。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两级进行，即地方州县及中央官学的预试和尚书省的省试。唐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是：乡试(州、县的地方考试)--省试(尚书省的礼部考试) --吏部复试。
2.考试科目及内容
唐代科举，设科繁多。据《新唐书?选举》载：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书，有明算，有一 史，有三史，有开元礼 ，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穷一经，有三礼，有三传 ，有史科。
其中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这些科又称常科。
3.考试方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但方法却只有五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论、诗赋。
4.唐代科举制度的作用、流弊及影响
隋唐统治者创立并实施科举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皇权，扩大统治基础，从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制度。而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历史作用。
首先表现在选举用人的大权集中到了封建中央的吏部，加强了皇权。自实行科考以来，一般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他们专心致志地考科举，尤以“进 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增强了朝廷的凝聚力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
其次是有利于思想的统一。科举选官有了统一的内容和共同要达到的标准，全国上下欲通过 科举做官的人们将竭力适应并达到这一标准，这就在有形无形中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再次是较广泛地向地主阶级的各阶层和广大平民子弟打开了入仕的途径，使过去的所谓寒门 ，亦即中小地主和社会一般平民通过科举获得了参政的机会，甚至获得了高官厚禄。唐代科 举 制实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选士原则，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

唐代科举制的实施（2）
唐代科举制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但其缺点和流弊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表面上看，它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但实则不尽然。考生能否被录取，并不完全取决于 卷面上的成绩，这突出表现在当时通行的“通榜”和“行卷”等做法上。
所谓“通榜”，即主考官可以采访举子在社会上的才德声望，制成“榜贴”(名单)，有时主 考官委派专人进行这种采访，叫做“通榜贴”，简称通榜，供主考官录取时参考。在采访过程 中，社会名流，文坛巨子，达官贵人的推荐延誉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在考试之前，主考官就已 经根据“榜贴”内定了及第者、列甲科(上等)者，乃至状元的人选。例如《唐摭言》卷六《公荐 》载：崔郾知贡举，太学博士吴武陵向他推荐杜牧，极力称赞其《阿房宫赋》之佳，建议取为 状元 。崔郾答：状元以下前四名皆“已有人”。吴武陵说：“不得已，即第五人。”于是杜牧乃得名列第五。有人向崔郾提出异议说杜牧品德不端，崔郾说：“已话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姑且不论杜牧是否符合录取状元的条件，而这种做法却说明了考试本身成了走过场， 这无疑是给达官显贵等权势者的子弟大开了方便之门。
所谓“行卷”，即是举子在考试前，将自己平时所作的诗文择其佳者汇集成册，投献给当时 的 名公巨卿、社会贤达，求其赏识，制造声誉，向主考官推荐。往往投献一次不够，还要投二 次、 三次，称为“温卷”还有举子直接向主管考试的尚书省礼部投卷，称为“省卷”，又称“公 卷”：，供知贡举官参考。据史料记载，唐代一些著名的文人在考前都有过这样的活动。但在科举实施过程中，“行卷”、“温卷”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通过行卷可以看出举子的史才、诗笔、议论之高下，可以 增加考官录取的准确性。对于那些公正无私，致力求才的主考官和公卿名流来说，“行卷”是 全面了解，考察人才的较好办法，因而对于举子录取与否，行卷事实上比单凭考场一纸试卷 定 乾坤确有积极意义。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它又为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等提供了方 便。所谓“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科举中有 些 弊端的出现是同当时社会政治上的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随着考试竞争的日益激烈，则 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是愈来愈严重。因此，防范营私舞弊便成了科举考试中一个突出问题。

唐代科举制的实施（3）
唐代统治者为了解决科场中营私舞弊的问题，曾实行糊名制，它始于武则天即位的初年。所谓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起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实行糊名法是考试制度的 一项重大改革，有利于客观评卷，公正选拔人才。它为后日宋代全面推行弥封(糊名)制度开 辟 了道路。这种做法已为我们今天所吸取。此外还曾实行复试制，即怀疑考官取人不实时，则 派 专人进行复试。例如，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宰相段文昌、元稹等指责礼部侍郎钱徽取士 不 公，所取郑郎等十四名进士都是无才子弟。"寒门俊秀十弃六七。"于是穆宗令白居易等人 对郑郎等十四人复试，出题《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结果黜落十人，钱徽被贬江 州刺史，其它涉弊官员也受到处分。这种复试的做法，对于保证考试质量确有积极意义。
唐代的科举考试对当时的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首先，科举考试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发展的兴衰。当然，就其根本而言，学校教育发展状况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但科举考试对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科举是国家选拔官吏 的制度，教育是国家培养人才的机关，二者既有一致性，也有冲突和矛盾。
科举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经过科举选拔，才能获得 吏 部试的资格，吏部复试后铨选合格人才才能授予官职。由于学校出身的生徒可以获得参加科举 考试 的资格，从而有从政为官的机会。加之唐代前期重视从两监出身的生徒中选拔人才，这就调 动 了地主阶级子弟，尤其是中小地主阶级子弟入学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所 谓“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因此，唐代前期的官学在科举的推动下，无论是在数量上， 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由于统治者偏重科举，而轻视学校，科举及第者很少从学校出身 的生 徒中选拔，则造成了学校教育在数量上的萎缩和质量上的下降，这是科举对学校教育的消极 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到清末。
其次，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准备参加科举，因此，学校便逐渐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入学读 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读书的目的、教育的宗旨调侃着士人的心 态，决定着学生的人生定位。
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比如，唐代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就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标准安排的。科举考试侧重书判、策论和诗 赋，学校的教育内容也将以习字、习时务策和作诗赋为重点，为核心。
科举考试的方法也是校内考核学生成绩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比如科举注重帖经、墨义，学校也采用帖经、墨义的方法考学生。科举注重策论和诗赋，学校则也考策论和诗赋。结果导致学 生只注意背诵经典章句，善辞赋而少实学，应试能力强，任事能力差，这是学校教育的消 极影 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科举考试也促进了学校教育内容的标准化和考试方法的多样化。
科举制对学校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