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生平简介

生平

一、家世

祖父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父苏洵，母程氏。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苏轼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

其父亲将他命名“轼”，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有一个弟弟苏辙小他 2 岁（1039年出生），两兄弟从小到大一起读书游玩，后来也同一年中进士。

苏轼年幼时父亲出游在外，母亲将其养大，并教他读书，曾令其以范滂为榜样。苏轼生性放达，好交友。和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苏洵曾自称是初唐大臣苏味道后裔。然而苏洵自己也承认苏味道的后人与自己的高祖之间世系不可考证，苏洵的高祖才是信史的上限。苏洵的寻根方法，在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

柳立言认为苏洵修撰族谱编写世系，将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宰相苏味道当做自己家族的始迁祖，是看中苏味道的知名度，苏洵编订族谱的目的是不问亲疏，团结族人，争取共享政治和社会资源，以虚构始祖来联宗。

二、仕途

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才20岁，与弟弟苏辙一同进京参加会考，苏轼中进士第2名。当时主试官是欧阳脩，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

欧阳修亦十分赞赏，原本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而取为第一的是曾巩，正是阴错阳差，弄巧成拙。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居曾巩之前，中乙科。

治平三年(1066年)，父苏洵过世，苏轼回蜀守丧，英宗怜之，同意以官船载运苏轼一家。

熙宁二年(1069年)，任祠部员外郎，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作为，王安石于是屡次在神宗前诋毁苏轼，司马光、范镇举荐苏轼作谏官，王安石力反之，皇帝想让苏轼写起居注，王安石向皇帝进言，说苏轼在回家守丧时，乘机贩运苏木（一种染料），最后皇帝放弃这个任命。

三年，因为苏轼一直反对王安石，王安石门下的御史谢景温又诬陷苏轼贩卖私盐，范镇极辩苏轼贩盐之诬，并愿意退休负责。

熙宁三年（1070年），苏轼担任当年度的科举主考官，苏轼本欲拟上官均为第一名（状元），因发现上官均的策论有诋毁王安石变法的情况，便改上官均为第二名。

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因不堪新党的迫害，求外职，皇帝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只愿予之颍州通判，皇帝最后折中，让苏轼担任比较好的杭州通判，三年之后升为知州，连知密州、徐州、湖州。熙宁十年四月，赴任徐州，是年七月七日，黄河决口，水困徐州，苏轼参加救灾。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时，因乌台诗案入狱，几死，因为写文章向朝廷诀别，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礼等人出面力挽，皇帝动心，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为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而神宗亦爱其才，终得以保全，翌年被贬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在黄州“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与张怀民交游，也结交禅门人士，当时佛印担任庐山归宗寺住持，与苏轼时有往来。

苏轼有〈戏答佛印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禅床。”元丰七年离开黄州。

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回朝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元祐四年（1089年）拜龙图阁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

绍圣元年（1094年）被哲宗贬谪至惠州、儋州（海南岛）。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下诏让苏轼北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夏天因冷饮过度，下痢不止，又误服黄芪，结果病情恶化，“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七月二十八日于常州孙氏馆病卒，享年六十四岁。由弟苏辙归葬于郏县小峨眉山。南宋宋孝宗追赠谥号“文忠”。

苏轼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别，也因此疲于应付新旧党争，遇事“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苏轼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旧党司马光尽废新法，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坎坷，时常远贬外方。

不过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善，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

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医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铁冠道人。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南宋理学方炽时，加赐谥号文忠，复追赠太师。有《东坡先生大全集》及《东坡乐府》词集传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编有《苏文忠公全集》。

其散文、诗、词、赋均有成就，且善书法和绘画，是文学艺术史上的通才，也是公认韵文散文造诣皆比较杰出的大家。苏轼的散文为唐宋四家（韩柳欧苏）之末，与唐代的古文运动发起者韩愈并称为“韩潮苏海”，也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更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

苏轼之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又与陆游并称“苏陆”；其词“以诗入词”，首开词坛“豪放”一派，振作了晚唐、五代以来绮靡的西昆体余风。后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惟苏轼故作豪放，其实清朗；其赋亦颇有名气，最知名者为贬谪期间借题发挥写的前后《赤壁赋》。

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现其文命题之考试，故当时学者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嚼菜羹”。艺术方面，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宋四家）之首；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并在题画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政治上，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虽赞同政治应该改革，但反对王安石任用的后任吕惠卿及一些“拗”的政策，招来新党爪牙李定横加陷害；后来又因反对“尽废新法”受到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斥退，终生当不了宰相。在新旧党争中两边不讨好导致仕途失意，被侍妾王朝云戏称为“一肚皮不合时宜”。

元祐更化中，一度官至尚书；宋哲宗绍圣复述又加贬谪至儋州（海南岛）；徽宗即位，遇赦北归时病卒于常州。墓在河南郏县。

扩展资料：

一、艺术成就

1、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2、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二、主要成就

1、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2、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3、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三、人物评价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

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轼

　　人物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二名苏东坡，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4岁，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一寸有余（186cm）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大儿子，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生平】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苏轼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亶、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
　　【诗词风格】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轶闻】
　　3、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4、苏轼退房
　　苏轼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孝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
　　5、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6、出人头地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7、家庭聚会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子由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子由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8、打饼祭佛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9、吟诗赏月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老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10、东坡鱼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右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被黄庭坚整了个十足！
　　11、水果和药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黄庭坚家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黄庭坚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居士的才思实在令人拜服。
　　12、生死一线
　　苏轼入狱后，神宗皇帝为了试探他有没有仇恨天子之意，特派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东坡同睡。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只要苏轼有一点牢骚和吃不香睡不稳的异样举动，危在旦夕。其实神宗皇帝也是糊涂人，派个太监去凭苏轼的才智又怎么可能瞧不出来呢？
　　14、“尸骨”未寒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瘦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当时苏轼楞了一下，但很快笑指着河岸上正有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
　　15、东坡吃草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的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16、对联退敌
　　北宋时期，宋人率招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 。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17、三人对必有我师
　　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 细柳，淡月 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 ， 淡月隐梅花。苏轼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小妹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 ， 淡月失梅花。纵观三人对联，小妹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
　　18、其人之计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抚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
　　19、巫山河水
　　一次，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听了，对弟弟说：以“何荷”对“无巫”的谐音，固然不错，但改作这样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听了，表示赞同，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
　　0、联气小妹
　　久未与友谋面的苏轼邀黄庭坚来家做客，小妹见兄长亲自出门迎接，便出了个上句相戏，句云：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朋”字。苏轼知小妹是和自己开玩笑，当即对道：小妹窗前捉半风。“半”对“双”，“风”对“月”，甚为妥贴。有趣的是，“风”的繁体字“风”，半风即“虱”，意思是说小妹在窗前捉虱子。小妹气得扭头就走。
　　21、皛饭与毳饭
　　苏轼复官后，曾跟黄庭坚乱侃：“我在牢里时，每天吃的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黄庭坚奇问什么叫三白饭，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此事说过苏轼也就忘了。一日接到黄庭坚请帖，邀苏轼去他家吃皛（xiǎo）饭。苏轼欣然应约，并对夫人道：“黄庭坚乃当世学士，读书甚多，他这皛饭定是稀珍之物。但等苏轼到了地方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被黄庭坚戏弄了。又过了几天，黄庭坚也接到苏轼请帖，邀他去吃毳（cuì）饭。黄庭坚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去了。苏轼陪着黄庭坚从早上海聊到晚上，把黄庭坚饿得前胸贴后背。实在忍不住催问毳饭呢？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mǎo，(冇,“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在享用着啊。” 黄庭坚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
　　24、进京赶考
　　传说宋代苏东坡早年乘船赴考，因途遇风浪，误了开考的时辰。起初主考大人不准苏东坡入场，后来听了苏的诉说，顿生恻隐之心，便口诵一联让他对，若对得出，便破例允他入试。主考官出的联是:“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到九江，十分来迟。”苏东坡不愧为一代才子，稍一思索便应声对出下联:“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赶过七六五个考场，四番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出句用顺序，对句用倒序。有情景，有过程，有经历，曲折而不呆板，可视为巧对。

　　26、不忍心拆散
　　相传，苏轼请邻居吃饭。桌上有一盘油炸麻雀，一共4只，客人毫不客气的吃了3只，还剩1只。这时，邻居对苏轼说：“还剩1只，你把它吃了吧！”苏轼却说：“我不忍心拆散它们，还是你吃了吧！”
　　27.苏轼与面条
　　苏轼被贬海南，弟弟苏辙被贬雷州。五月十一日，二人相遇与藤州，惊喜之余到路边小店吃面条，苏轼高旷豁达，处于忧郁的境遇却能随缘自适，转眼之间，已将“粗恶不可食”的面条吃光，苏辙却只吃几口就放下筷子叹气，苏轼开玩笑逗他：“莫非你还想细细品味吗
　　【写作风格】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
　　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人物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二名苏东坡，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4岁，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一寸有余（186cm）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大儿子，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生平】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苏轼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亶、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
【诗词风格】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轶闻】
3、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4、苏轼退房
苏轼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孝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
5、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6、出人头地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7、家庭聚会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子由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子由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8、打饼祭佛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9、吟诗赏月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老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10、东坡鱼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右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被黄庭坚整了个十足！
11、水果和药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黄庭坚家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黄庭坚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居士的才思实在令人拜服。
12、生死一线
苏轼入狱后，神宗皇帝为了试探他有没有仇恨天子之意，特派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东坡同睡。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只要苏轼有一点牢骚和吃不香睡不稳的异样举动，危在旦夕。其实神宗皇帝也是糊涂人，派个太监去凭苏轼的才智又怎么可能瞧不出来呢？
14、“尸骨”未寒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瘦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当时苏轼楞了一下，但很快笑指着河岸上正有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
15、东坡吃草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的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16、对联退敌
北宋时期，宋人率招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 。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17、三人对必有我师
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 细柳，淡月 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 ， 淡月隐梅花。苏轼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小妹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 ， 淡月失梅花。纵观三人对联，小妹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
18、其人之计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抚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
19、巫山河水
一次，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听了，对弟弟说：以“何荷”对“无巫”的谐音，固然不错，但改作这样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听了，表示赞同，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
0、联气小妹
久未与友谋面的苏轼邀黄庭坚来家做客，小妹见兄长亲自出门迎接，便出了个上句相戏，句云：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朋”字。苏轼知小妹是和自己开玩笑，当即对道：小妹窗前捉半风。“半”对“双”，“风”对“月”，甚为妥贴。有趣的是，“风”的繁体字“风”，半风即“虱”，意思是说小妹在窗前捉虱子。小妹气得扭头就走。
21、皛饭与毳饭
苏轼复官后，曾跟黄庭坚乱侃：“我在牢里时，每天吃的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黄庭坚奇问什么叫三白饭，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此事说过苏轼也就忘了。一日接到黄庭坚请帖，邀苏轼去他家吃皛（xiǎo）饭。苏轼欣然应约，并对夫人道：“黄庭坚乃当世学士，读书甚多，他这皛饭定是稀珍之物。但等苏轼到了地方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被黄庭坚戏弄了。又过了几天，黄庭坚也接到苏轼请帖，邀他去吃毳（cuì）饭。黄庭坚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去了。苏轼陪着黄庭坚从早上海聊到晚上，把黄庭坚饿得前胸贴后背。实在忍不住催问毳饭呢？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mǎo，(冇,“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在享用着啊。” 黄庭坚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
24、进京赶考
传说宋代苏东坡早年乘船赴考，因途遇风浪，误了开考的时辰。起初主考大人不准苏东坡入场，后来听了苏的诉说，顿生恻隐之心，便口诵一联让他对，若对得出，便破例允他入试。主考官出的联是:“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到九江，十分来迟。”苏东坡不愧为一代才子，稍一思索便应声对出下联:“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赶过七六五个考场，四番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出句用顺序，对句用倒序。有情景，有过程，有经历，曲折而不呆板，可视为巧对。

26、不忍心拆散
相传，苏轼请邻居吃饭。桌上有一盘油炸麻雀，一共4只，客人毫不客气的吃了3只，还剩1只。这时，邻居对苏轼说：“还剩1只，你把它吃了吧！”苏轼却说：“我不忍心拆散它们，还是你吃了吧！”
27.苏轼与面条
苏轼被贬海南，弟弟苏辙被贬雷州。五月十一日，二人相遇与藤州，惊喜之余到路边小店吃面条，苏轼高旷豁达，处于忧郁的境遇却能随缘自适，转眼之间，已将“粗恶不可食”的面条吃光，苏辙却只吃几口就放下筷子叹气，苏轼开玩笑逗他：“莫非你还想细细品味吗
【写作风格】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
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参考资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二名苏东坡，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4岁，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一寸有余（186cm）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大儿子，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生平】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苏轼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亶、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
【诗词风格】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轶闻】
3、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4、苏轼退房
苏轼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孝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
5、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6、出人头地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7、家庭聚会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子由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子由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8、打饼祭佛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9、吟诗赏月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老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10、东坡鱼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右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被黄庭坚整了个十足！
11、水果和药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黄庭坚家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黄庭坚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居士的才思实在令人拜服。
12、生死一线
苏轼入狱后，神宗皇帝为了试探他有没有仇恨天子之意，特派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东坡同睡。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只要苏轼有一点牢骚和吃不香睡不稳的异样举动，危在旦夕。其实神宗皇帝也是糊涂人，派个太监去凭苏轼的才智又怎么可能瞧不出来呢？
14、“尸骨”未寒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瘦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当时苏轼楞了一下，但很快笑指着河岸上正有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
15、东坡吃草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的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16、对联退敌
北宋时期，宋人率招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 。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17、三人对必有我师
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 细柳，淡月 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 ， 淡月隐梅花。苏轼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小妹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 ， 淡月失梅花。纵观三人对联，小妹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
18、其人之计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抚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
19、巫山河水
一次，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听了，对弟弟说：以“何荷”对“无巫”的谐音，固然不错，但改作这样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听了，表示赞同，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
0、联气小妹
久未与友谋面的苏轼邀黄庭坚来家做客，小妹见兄长亲自出门迎接，便出了个上句相戏，句云：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朋”字。苏轼知小妹是和自己开玩笑，当即对道：小妹窗前捉半风。“半”对“双”，“风”对“月”，甚为妥贴。有趣的是，“风”的繁体字“风”，半风即“虱”，意思是说小妹在窗前捉虱子。小妹气得扭头就走。
21、皛饭与毳饭
苏轼复官后，曾跟黄庭坚乱侃：“我在牢里时，每天吃的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黄庭坚奇问什么叫三白饭，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此事说过苏轼也就忘了。一日接到黄庭坚请帖，邀苏轼去他家吃皛（xiǎo）饭。苏轼欣然应约，并对夫人道：“黄庭坚乃当世学士，读书甚多，他这皛饭定是稀珍之物。但等苏轼到了地方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被黄庭坚戏弄了。又过了几天，黄庭坚也接到苏轼请帖，邀他去吃毳（cuì）饭。黄庭坚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去了。苏轼陪着黄庭坚从早上海聊到晚上，把黄庭坚饿得前胸贴后背。实在忍不住催问毳饭呢？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mǎo，(冇,“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在享用着啊。” 黄庭坚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
24、进京赶考
传说宋代苏东坡早年乘船赴考，因途遇风浪，误了开考的时辰。起初主考大人不准苏东坡入场，后来听了苏的诉说，顿生恻隐之心，便口诵一联让他对，若对得出，便破例允他入试。主考官出的联是:“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到九江，十分来迟。”苏东坡不愧为一代才子，稍一思索便应声对出下联:“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赶过七六五个考场，四番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出句用顺序，对句用倒序。有情景，有过程，有经历，曲折而不呆板，可视为巧对。

26、不忍心拆散
相传，苏轼请邻居吃饭。桌上有一盘油炸麻雀，一共4只，客人毫不客气的吃了3只，还剩1只。这时，邻居对苏轼说：“还剩1只，你把它吃了吧！”苏轼却说：“我不忍心拆散它们，还是你吃了吧！”
27.苏轼与面条
苏轼被贬海南，弟弟苏辙被贬雷州。五月十一日，二人相遇与藤州，惊喜之余到路边小店吃面条，苏轼高旷豁达，处于忧郁的境遇却能随缘自适，转眼之间，已将“粗恶不可食”的面条吃光，苏辙却只吃几口就放下筷子叹气，苏轼开玩笑逗他：“莫非你还想细细品味吗
【写作风格】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
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NextPage]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