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药》的赏析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的淋漓尽致。在此，我尚且不谈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只说一下我对文中三个小细节的看法。
第一：华老栓夫妇为其儿子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平常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爱”。乍一听，问题好象十分荒谬：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不是伟大的“爱”吗？可在被扭曲的社会现实下，事情往往是难以想象的；正如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套子里”的别里可夫。虽然如此，可文中的一些细节往往使人发出诘问：为这“药”，华老栓倾出了医生的积蓄；为这“要药”，华老栓“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还“迈步格外高远”；为这“药”，华老栓弯下了本已直不起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枯涩的笑容；为这“药”，华大妈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水（此诚可想而知）……所以这一切不多浸满了父母对儿子的爱吗？可我倒要问一句：如果华老栓夫妇不是只有一个儿子，而是有许多个儿子，足可以给华氏传宗接代，本就贫穷不堪的华老栓会不会倾出大半生的积蓄为不可救药的儿子买“药”呢？答案可想而知：华老栓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他还有别的儿子，足可以使华氏香火不灭。所以，这“爱”就有问题。你想啊，尽管封建思想开始土崩瓦解，但象华老栓这一类人，“思想蛀虫”已经侵蚀到了他的脑髓，从根本上已经无法改变。他的脑子里充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华大妈也被“三从四德”束缚的难以换气，所以为了华氏的香火，为了到阴间向华氏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他们竭力保住独苗苗的命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用别人儿子的命来“移植”。他们“爱”的出发点就与平常父母对子女的爱的出发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又怎能说是父母之“爱”呢？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他们的人生的重大使命——传宗接代，基于这一点，表现在儿子神圣就成了“爱”的假象。与其说华老栓夫妇的所作所为是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对华氏祖宗的“孝”。这不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身上的封建枷锁何等之紧，何等之牢吗？
第二：鲁迅先生是如何看待夏瑜的就义的。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信心是无可否定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完全走向胜利的重任。（此处不想延伸）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它评价，也只能是敬佩其革命精神、同情其革命失败、肯定其部分革命成果。再者，从当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也只有对革命的敬佩、同情与惋惜。本文写与1919年4月，当时正值军阀混战，革命失败，转入低潮。课文的“预习提示”中也曾提及辛亥革命给苦苦寻求拯救中国的鲁迅以极大的振奋，可失败的结果又使他的希望灰飞烟灭，失败造成的悲惨景象更是让他惨不忍睹。作于同一时期的小说《故乡》，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我个人认为，鲁迅有着极强的爱国救国心理，但苦于没有找到振兴祖国的道路，所以对辛亥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辛亥革命也确实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当希望化为泡影时，鲁迅陷入了冥冥思索之中。在思索什么呢？他开始怀疑辛亥革命，并在这缓慢的怀疑过程中，又去探索其他的救国道路。从鲁迅先生逝世前几年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在逐渐的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在初中，我们曾经学过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同志的信任》。在这篇文章里，记叙了鲁迅先生为方志敏保藏手稿（《清贫》与《可爱的中国》）。从次可以看出：鲁迅晚年曾与共产党人有较多的接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了寄予资产阶级的希望。故而，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失败之后，鲁迅先生对于失败的现实只能是惋惜，对于英勇就义的革命者只能是同情，对于资产阶级是不抱有希望的，而对于振兴国家是充满信心的。
第三：对于课后练习题四大题（4）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夏四奶奶去上坟时遇到华大妈的一幕。当时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固然反映了夏四奶奶矛盾重重的心理，但如果再进一步展开下去：夏四奶奶去给自己的儿子上坟也是未尝不可的，为什么又羞愧呢？首先要看一看夏四奶奶当时的社会身份：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我们尚且不去想当时的社会背景，单是在现在的社会，一个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何况当时它已众叛亲离，“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所以它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而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但他也不是被压迫阶级的朋友。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羞辱。究起原因就是他不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因此，革命是局限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是何等愚昧落后，当时的统治是何等残忍。
总之，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字字都影射出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鲁迅《药》之批判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家，鲁迅先生永远是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但我们尊敬仰慕一个伟人，也没有必要为尊者讳。对伟人的苛求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伟人的继承和发展。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斗胆对先生《药》中的几处处理，提出不同看法。
首先，一个称呼不当。在“茶客谈药”中，当花白胡子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了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怎么回事？”
康大叔回答道：“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那个小家伙！”
我对康大叔称夏瑜为“小家伙”不敢苟同。在我们正常的认识中，“老家伙”明显是骂人的话，而“小家伙”却很特殊，像贾母称王熙凤为“凤辣子” 一样，这个称呼中有戏谑，有嗔怪，明显是一个昵称。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后文康大叔两次提到夏瑜，都蔑称其为“小东西”。“小东西”这个称呼很好的揭露了康大叔鄙视革命者仇视革命者的刽子手本色。如果说，前面的称呼是康大叔的刻意掩盖，后面才是康大叔真相暴露，那么，我要问的是，在这些必恭必敬、笑嘻嘻的奴才面前，康大叔有掩盖的必要吗？还有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馒头，稍稍犹豫了一下，康大叔就当面骂他为“这老东西……”当华大妈笑嘻嘻的为康大叔送出茶碗茶叶，加上一个橄榄，当华老栓必恭必敬冲了水，当所有人都照顾到华大妈的忌讳时，只有康大叔大声的嚷嚷：“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康大叔何曾掩盖自己丑恶的面目，何尝在意这些愚昧小民的感受呢？
其次，一个词语费解。
在华大妈烧人血馒头时，有这样一段描述。“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进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堂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这段中的老荷叶中的“老”字，很难理解。从风俗上来看，水乡的老百姓常常晒干一些荷叶，像中秋的棕叶一样，然后包一些东西，既卫生，又清香，俗称老荷叶；从时间上来看，当时是秋天（文章开头说，秋天的后半夜），应该也是荷叶枯萎的时候了。所以似乎可以把这里的“老”荷叶理解成晒干或失去水分的荷叶较为妥当。然而，下文包住馒头的却是一个碧绿的包，这个“碧绿的”从何而来？再从后文红黑的火焰来看，似乎也在提醒我们荷叶是新鲜、碧绿的荷叶。从常理上来说，用碧绿的荷叶包住馒头放在火里烧，似乎不太符合常情。由此看来，这里的“老”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再次，一个逻辑不通。
康大叔站在老栓的面前，“一只手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一点一点的往下滴。”可是老栓踌躇着，不敢接那个东西。于是“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灯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这一段逻辑上有很大问题。当康大叔卤莽的抢过灯笼，这时候康大叔两手都有东西，一手是滴血的馒头，一手是可能还带火的灯笼。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一把扯下灯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难道康大叔有第三只手？这里，先生明显有疏忽。如果康大叔借助华老栓的手，扯下灯罩，那就不应该抢过灯笼；如果是借助自己的脚踩住灯笼，再扯下灯罩，那也要说清楚，否则只能是逻辑上不通。
最后，一个情节失实。
情节失实，主要是瑜儿坟上的花环。这个花环在文中的横空出现，究竟是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历来众说纷纭。据先生自己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需要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也就是说，作者自己也认为这个花环是平空加上的，加得牵强。那么作者义无返顾的加上花环的原因何在呢？比较 “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是让华大妈看到儿子坟上没有花圈，心里感到不足和空虚。而夏四奶奶并不认识花圈，她根本也不知道花圈所蕴涵的深意，反而认为这是屈死的儿子在显灵，这就使得夏瑜的悲剧意义显得更为深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为了表示尽管黑夜沉沉，但革命仍然后继有人；革命决不会因遭受挫折而消沉，革命的火种还没有，也不会被扑灭。以此给人亮色，落实主将不消极的主张。
但我以为这一解释丝毫不能作为一篇小说败笔的借口。因为从小说所塑造的人来看，似乎找不到一个会送花圈的人；从当时的习俗看，送花圈的习俗也尚未兴起。由此看来，花环的出现给小说的真实性以致命的打击。
可以说，真实，是所有作品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尽管因体裁和题材不同，真实性的要求稍有差异。比如散文的真实，是取材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诗歌的真实，是感情的真实和抒情的真实；而小说的真实，则是生活本质的真实，也就是典型的真实、艺术的真实。
虽然小说本身是虚构的，不可能也没必要是生活真实；但是却决不能脱离艺术真实。我们甚至可以说，真实性是小说的灵魂，失去了本质的真实性，小说就是空中楼阁和无病呻吟，又如何能反映社会生活呢？
大凡成熟的艺术家都把真实性作为创作的第一要素。哪怕是一个小小细节的失实，都会让人对整部作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而使作品的社会力量受到巨大影响。
俄国作家柯罗连科曾经写过一篇《欢乐的节日之夜》，内容主要是“描写一个犯人，利用复活节看守到教堂做弥撒的时候，越狱逃跑，……”文笔优美流畅，尤其是中间月光的描写，很好的渲染了人物的心情。托尔斯泰看到这部作品，一开始很喜爱，甚至对它大加推崇。但是看着看着托尔斯泰很快发现了一个与事实不符的细节：犯人逃跑的时候，满月当空。而复活节总是在十六日之后，月亮不可能是圆的。就是这个小小的疏忽，损害了托尔斯泰对这篇作品的好印象，甚至转而持否定态度。柯罗连科知道后，马上纠正了这个错误。
要知道文章中细节失实很招人反感，一是让人觉得作者缺乏必要的知识；二是觉得作者的创作不够严谨；三是容易对读者形成误导和愚弄。因此，不真实总会给作品带来巨大损害。
从小说的主题上来讲，花环的出现也是得不偿失。用鲁迅自己的话说：“《药》的主题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花环的出现固然可以显示花大妈和夏四奶奶的愚昧。但是，对于群众的愚昧，文章中已经有更深刻的揭示。比如，华家用革命者鲜血医治痨病；夏家夏四奶奶为儿子上坟感到羞愧等。所以，没有必要用花环来特别强化。尤其是花环的出现，还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送花环的是谁？如果花环是群众送的，则说明群众未必愚昧；如果花环是革命者送的，那么死去的夏瑜们毕竟有了一丝慰藉，悲哀的程度又势必大大降低。无论如何，花环的出现对小说的主题都是有害无益。
看来，夏瑜的这个花环还是不送也罢！

60回答者： 樊庸 - 六级 2009-3-13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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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药》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去剖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以期引起人们思考和注意。《药》所描绘的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末封建社会的现实，封建势力猖獗，人民群众在封建势力重压之下处于麻木落后，不觉悟的精神状态，他们不懂得反抗自救，不理解革命者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目标是什么，更谈不上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一句话，《药》暴露了人民群众在封建压迫下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呼吁人们寻找唤醒他们的“药方”。
我们试从《药》的人物形象分析入手来把握这个主题。《药》共描写了十一个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华老栓”与“夏瑜”。华老栓是市镇市民，夫妻辛勤操持着一个小茶馆，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他的儿子华小栓患有严重的痨病，他不去求医，却相信别人说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于是千方百计去找人血，他拼命积攒铜钱，只想着尽快把人血馒头取到手，好医治儿子的痨病，至于流血的是谁？为什么被杀？他不用也根本没有想这些问题，什么“革命” “造反”就更没有关心的必要了。华老栓迷信、麻木、毫无反抗意识，只图家庭平安便心满意足了。为了医治儿子的病，他糊里糊涂地与杀害革命者的刽子手交易。华老栓是旧中国千千万万人民的代表，是在长期封建重压下变成这样愚昧、麻木的，为了突现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作品还描写了一组群像：在杀害夏瑜时，有“一堆”看得起劲的观众，“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他们除了看热闹的好奇心外，毫无别的感觉,在议论夏瑜之死时，“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人听说夏瑜在狱中的表现后，把他当成“疯子”。烈士的母亲觉悟比起华老栓他们并不见得高，她觉得儿子被杀，是无脸见人的事，上坟时“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这些描写把辛亥革命前夕在封建势力重压下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夏瑜”是作品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是一位勇敢的革命战士，他有一定的觉悟及政治理想，他知道“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他有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精神，“关在牢里，还劝牢头造反。”作者对这个革命战士予以肯定，没有丝毫的批判。作者写夏瑜主要是为了表现群众怎样对待革命和革命者，以此来揭示当时的社会现实。从“华老栓”到“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华大妈”、“夏四奶奶”，组成一组群像：人民群众长期处在封建统治重压下，变得愚昧麻木，对革命毫无知觉。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过分责怪群众。但毕竟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作品向人民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一个侧面，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意识是很清楚的，且看先生的活：
“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身上必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很不像样，所以不会相干。”（鲁迅《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鲁迅这段话最好解释了《药》的主题，而这篇讲话，恰恰与《药》刊印在同一期《新青年》上，鲁迅先生的看法是实事求是、冷静而清醒的。至于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没有发动群众”、“脱离群众”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一个被囚在牢中尚且劝“牢头”造反的革命者，难以想象他平时没有做宣传鼓动工作，因此，与其说“革命者没有发动群众”，毋宁说“群众难以发动起来”，甚至是“发而不动”更为确切些。
综上所述，《药》的主题可以这样归纳：作品通过描写华夏两家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毒害劳动人民的罪恶，暴露了人民群众在统治阶级长期重压下陷入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呼吁人们寻找唤醒民众觉悟的“药方”。
对作品理解了，教学设计思路就清晰了。《药》的教学难点在于引导学生理解作者的主题。要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实事求是，从作品实际出发，从人物形象分析入手，根据不同类型人物的精神面貌去理解整个社会面貌。所以我确定教学重点是“人物形象分析”，教学难点是理解主题思想，教学过程必须通过讲授重点来突破难点，因而我讲授此课时采用“人物形象分析法”，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华老栓”、“夏瑜”二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社会意义，以此达到理解作品主题这一教学目的。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的淋漓尽致。在此，我尚且不谈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只说一下我对文中三个小细节的看法。
第一：华老栓夫妇为其儿子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平常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爱”。乍一听，问题好象十分荒谬：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不是伟大的“爱”吗？可在被扭曲的社会现实下，事情往往是难以想象的；正如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套子里”的别里可夫。虽然如此，可文中的一些细节往往使人发出诘问：为这“药”，华老栓倾出了医生的积蓄；为这“要药”，华老栓“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还“迈步格外高远”；为这“药”，华老栓弯下了本已直不起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枯涩的笑容；为这“药”，华大妈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水（此诚可想而知）……所以这一切不多浸满了父母对儿子的爱吗？可我倒要问一句：如果华老栓夫妇不是只有一个儿子，而是有许多个儿子，足可以给华氏传宗接代，本就贫穷不堪的华老栓会不会倾出大半生的积蓄为不可救药的儿子买“药”呢？答案可想而知：华老栓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他还有别的儿子，足可以使华氏香火不灭。所以，这“爱”就有问题。你想啊，尽管封建思想开始土崩瓦解，但象华老栓这一类人，“思想蛀虫”已经侵蚀到了他的脑髓，从根本上已经无法改变。他的脑子里充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华大妈也被“三从四德”束缚的难以换气，所以为了华氏的香火，为了到阴间向华氏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他们竭力保住独苗苗的命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用别人儿子的命来“移植”。他们“爱”的出发点就与平常父母对子女的爱的出发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又怎能说是父母之“爱”呢？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他们的人生的重大使命——传宗接代，基于这一点，表现在儿子神圣就成了“爱”的假象。与其说华老栓夫妇的所作所为是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对华氏祖宗的“孝”。这不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身上的封建枷锁何等之紧，何等之牢吗？
第二：鲁迅先生是如何看待夏瑜的就义的。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信心是无可否定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完全走向胜利的重任。（此处不想延伸）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它评价，也只能是敬佩其革命精神、同情其革命失败、肯定其部分革命成果。再者，从当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也只有对革命的敬佩、同情与惋惜。本文写与1919年4月，当时正值军阀混战，革命失败，转入低潮。课文的“预习提示”中也曾提及辛亥革命给苦苦寻求拯救中国的鲁迅以极大的振奋，可失败的结果又使他的希望灰飞烟灭，失败造成的悲惨景象更是让他惨不忍睹。作于同一时期的小说《故乡》，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我个人认为，鲁迅有着极强的爱国救国心理，但苦于没有找到振兴祖国的道路，所以对辛亥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辛亥革命也确实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当希望化为泡影时，鲁迅陷入了冥冥思索之中。在思索什么呢？他开始怀疑辛亥革命，并在这缓慢的怀疑过程中，又去探索其他的救国道路。从鲁迅先生逝世前几年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在逐渐的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在初中，我们曾经学过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同志的信任》。在这篇文章里，记叙了鲁迅先生为方志敏保藏手稿（《清贫》与《可爱的中国》）。从次可以看出：鲁迅晚年曾与共产党人有较多的接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了寄予资产阶级的希望。故而，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失败之后，鲁迅先生对于失败的现实只能是惋惜，对于英勇就义的革命者只能是同情，对于资产阶级是不抱有希望的，而对于振兴国家是充满信心的。
第三：对于课后练习题四大题（4）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夏四奶奶去上坟时遇到华大妈的一幕。当时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固然反映了夏四奶奶矛盾重重的心理，但如果再进一步展开下去：夏四奶奶去给自己的儿子上坟也是未尝不可的，为什么又羞愧呢？首先要看一看夏四奶奶当时的社会身份：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我们尚且不去想当时的社会背景，单是在现在的社会，一个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何况当时它已众叛亲离，“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所以它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而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但他也不是被压迫阶级的朋友。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羞辱。究起原因就是他不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因此，革命是局限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是何等愚昧落后，当时的统治是何等残忍。
总之，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字字都影射出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鲁迅《药》之批判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家，鲁迅先生永远是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但我们尊敬仰慕一个伟人，也没有必要为尊者讳。对伟人的苛求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伟人的继承和发展。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斗胆对先生《药》中的几处处理，提出不同看法。
首先，一个称呼不当。在“茶客谈药”中，当花白胡子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了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怎么回事？”
康大叔回答道：“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那个小家伙！”
我对康大叔称夏瑜为“小家伙”不敢苟同。在我们正常的认识中，“老家伙”明显是骂人的话，而“小家伙”却很特殊，像贾母称王熙凤为“凤辣子” 一样，这个称呼中有戏谑，有嗔怪，明显是一个昵称。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后文康大叔两次提到夏瑜，都蔑称其为“小东西”。“小东西”这个称呼很好的揭露了康大叔鄙视革命者仇视革命者的刽子手本色。如果说，前面的称呼是康大叔的刻意掩盖，后面才是康大叔真相暴露，那么，我要问的是，在这些必恭必敬、笑嘻嘻的奴才面前，康大叔有掩盖的必要吗？还有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馒头，稍稍犹豫了一下，康大叔就当面骂他为“这老东西……”当华大妈笑嘻嘻的为康大叔送出茶碗茶叶，加上一个橄榄，当华老栓必恭必敬冲了水，当所有人都照顾到华大妈的忌讳时，只有康大叔大声的嚷嚷：“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康大叔何曾掩盖自己丑恶的面目，何尝在意这些愚昧小民的感受呢？
其次，一个词语费解。
在华大妈烧人血馒头时，有这样一段描述。“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进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堂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这段中的老荷叶中的“老”字，很难理解。从风俗上来看，水乡的老百姓常常晒干一些荷叶，像中秋的棕叶一样，然后包一些东西，既卫生，又清香，俗称老荷叶；从时间上来看，当时是秋天（文章开头说，秋天的后半夜），应该也是荷叶枯萎的时候了。所以似乎可以把这里的“老”荷叶理解成晒干或失去水分的荷叶较为妥当。然而，下文包住馒头的却是一个碧绿的包，这个“碧绿的”从何而来？再从后文红黑的火焰来看，似乎也在提醒我们荷叶是新鲜、碧绿的荷叶。从常理上来说，用碧绿的荷叶包住馒头放在火里烧，似乎不太符合常情。由此看来，这里的“老”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再次，一个逻辑不通。
康大叔站在老栓的面前，“一只手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一点一点的往下滴。”可是老栓踌躇着，不敢接那个东西。于是“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灯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这一段逻辑上有很大问题。当康大叔卤莽的抢过灯笼，这时候康大叔两手都有东西，一手是滴血的馒头，一手是可能还带火的灯笼。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一把扯下灯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难道康大叔有第三只手？这里，先生明显有疏忽。如果康大叔借助华老栓的手，扯下灯罩，那就不应该抢过灯笼；如果是借助自己的脚踩住灯笼，再扯下灯罩，那也要说清楚，否则只能是逻辑上不通。
最后，一个情节失实。
情节失实，主要是瑜儿坟上的花环。这个花环在文中的横空出现，究竟是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历来众说纷纭。据先生自己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需要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也就是说，作者自己也认为这个花环是平空加上的，加得牵强。那么作者义无返顾的加上花环的原因何在呢？比较 “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是让华大妈看到儿子坟上没有花圈，心里感到不足和空虚。而夏四奶奶并不认识花圈，她根本也不知道花圈所蕴涵的深意，反而认为这是屈死的儿子在显灵，这就使得夏瑜的悲剧意义显得更为深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为了表示尽管黑夜沉沉，但革命仍然后继有人；革命决不会因遭受挫折而消沉，革命的火种还没有，也不会被扑灭。以此给人亮色，落实主将不消极的主张。
但我以为这一解释丝毫不能作为一篇小说败笔的借口。因为从小说所塑造的人来看，似乎找不到一个会送花圈的人；从当时的习俗看，送花圈的习俗也尚未兴起。由此看来，花环的出现给小说的真实性以致命的打击。
可以说，真实，是所有作品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尽管因体裁和题材不同，真实性的要求稍有差异。比如散文的真实，是取材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诗歌的真实，是感情的真实和抒情的真实；而小说的真实，则是生活本质的真实，也就是典型的真实、艺术的真实。
虽然小说本身是虚构的，不可能也没必要是生活真实；但是却决不能脱离艺术真实。我们甚至可以说，真实性是小说的灵魂，失去了本质的真实性，小说就是空中楼阁和无病呻吟，又如何能反映社会生活呢？
大凡成熟的艺术家都把真实性作为创作的第一要素。哪怕是一个小小细节的失实，都会让人对整部作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而使作品的社会力量受到巨大影响。
俄国作家柯罗连科曾经写过一篇《欢乐的节日之夜》，内容主要是“描写一个犯人，利用复活节看守到教堂做弥撒的时候，越狱逃跑，……”文笔优美流畅，尤其是中间月光的描写，很好的渲染了人物的心情。托尔斯泰看到这部作品，一开始很喜爱，甚至对它大加推崇。但是看着看着托尔斯泰很快发现了一个与事实不符的细节：犯人逃跑的时候，满月当空。而复活节总是在十六日之后，月亮不可能是圆的。就是这个小小的疏忽，损害了托尔斯泰对这篇作品的好印象，甚至转而持否定态度。柯罗连科知道后，马上纠正了这个错误。
要知道文章中细节失实很招人反感，一是让人觉得作者缺乏必要的知识；二是觉得作者的创作不够严谨；三是容易对读者形成误导和愚弄。因此，不真实总会给作品带来巨大损害。
从小说的主题上来讲，花环的出现也是得不偿失。用鲁迅自己的话说：“《药》的主题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花环的出现固然可以显示花大妈和夏四奶奶的愚昧。但是，对于群众的愚昧，文章中已经有更深刻的揭示。比如，华家用革命者鲜血医治痨病；夏家夏四奶奶为儿子上坟感到羞愧等。所以，没有必要用花环来特别强化。尤其是花环的出现，还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送花环的是谁？如果花环是群众送的，则说明群众未必愚昧；如果花环是革命者送的，那么死去的夏瑜们毕竟有了一丝慰藉，悲哀的程度又势必大大降低。无论如何，花环的出现对小说的主题都是有害无益。
看来，夏瑜的这个花环还是不送也罢！

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的明线也是主线，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夥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纷纷胡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这些都充分说明群众毫无觉悟，麻木不仁。
作品的暗线突出地描写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忧国忘家，却被族人告发；在狱中仍然宣传革命，却招来一阵毒打；在刑场被杀，只招来一帮「看客」；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他的母亲上坟，还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为之牺牲的革命大业。可见他是多麼寂寞，多麼悲哀。
鲁迅与友人谈到《药》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鲁迅先生自己的说法，既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又符合当时他的思想，是对《药》的主题的精当的概括。
《药》的题目含义深刻。主要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1.全文以华老栓买药为儿子治病为故事的开头，题中的「药」即蘸著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
2.这篇文章是鲁迅写给麻木不仁的人民群众的一帖药，意在拯救他们的灵魂，医治他们的精神。
3.文章同样也是提醒革命者的药，指出革命不能脱离群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药》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一家，暗线是夏瑜一家。明线：一个秋天的后半夜，华老栓到刑场买「药」—→当天早上，小栓在茶馆吃「药」—→当天上午，茶客在华家茶馆谈「药」—→第二年清明，华大妈为小栓上坟。暗线：夏瑜在刑场就义—→夏瑜的血在茶馆被吃—→茶客在茶馆谈夏瑜—→夏四奶奶上坟。
明线是主线，突出群众的愚昧麻木；暗线是次线，揭示革命者的悲哀。两条线从并行到融合，突出因群众的冷漠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
对《药》的线索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暗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药》的主线，夏瑜的主人公的地位是「摆好了的，确定了的」。也有人说，《药》描写了「两个主人公」，又有人说《药》「是一篇没有主人公的小说」，明暗两条线也就没有主次之分了。